坚白

这个生日，令人难忘。

一首诗

两年前认识的豆友P，曾经只见过一面。

那日来沪出差，P临走前两小时，我们匆匆一顿午餐，却聊起许多：工作、成长、信仰、法国、佛家、道教、印度、犬儒……。关于这一切，我永远好奇、永远迷惑，但这位好友却为我开启了一扇窗。

令我感动的是，这两年，大家极少联系，P却一直关注我们的杂志、我的文，一语道破我在写作中的困惑与瓶颈，令我感动莫名。

钟声敲过零点时，收到P写来的一首诗《扛着朋克大旗的高贵的反抗》，纪念这第二回见面，纪念我们内心所坚守的，这是今年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两个拥抱

我永远也忘不了林怀民老师的微笑，想必这是今年最感慨的一次采访。

生日前两天，和父亲一同去观摩《行草》，临行前带了两本杂志。原先没有抱任何希望能亲自交给林老师，只是一念闪过，或许吧？毕竟他太忙了……

入场前几分钟，我一眼认出了人群中那个身姿挺拔的黑色背影，一声“林老师”，他真的转过身来，亲切地问候父亲和我，拿到杂志，双手合十表示感谢，给了我一个无比温暖的大拥抱，随后略显歉意地赶往后台。

演出结束后，他如从前一样，出来和观众交流，真率地大笑、睿智地作答、孩子气地跺脚……直到嗓门沙哑，不得不退场。粉丝们上台前要签名，他蹲下身子，认真地一一回报他们的热情。当时，我很想与他作别，却又不忍心打搅他，还是让他休息吧……

同行一位国际友人对他的作品很有好感，非常想与他当面交流几句，托我帮忙，我暗想，或许可以借此道别？那时，林老师已进了后台休息室，正准备登车回酒店，听了助理介绍，他出来了，不仅回答了我那位外国友人的提问，又次热情招呼我——来台湾找我们啊，记得带你爸爸一起来看表演！他和父亲亲切地握手，好似老友。

道别了——又一个大大的拥抱，透着对晚辈的关爱和鼓励。

林老师的两个拥抱，是今年生日的意外惊喜。

三条短信

24日凌晨正点正分，同时收到三条祝福短信，感慨万分。

他们，既不是什么ex-bf，也算不上闺密，却守候着这个时刻，而我，晕晕乎乎，忙忙碌碌，似乎很少会有这样的守候，实在羞愧。这三条短信，让我学会珍惜和感恩。

四个蛋糕

从周日至周二，总共消耗了四个蛋糕，一个哈根达斯蓝莓（泉儿送的），一个Bread Talk的鲜奶水果（Hope大哥拿来的），小妹我自个儿买了一个85度C的“踏雪寻梅”，周日招呼了枣子树12门徒；周一又买了个宜芝多“热带雨林”，孝敬爸妈。

在次，记一笔，提醒明年节约三克油。

最后，感谢父母，感谢亲爱的朋友们，各国各城、各行各业，聚会来的、没能来的，发来短信、忘记发的，生命中有你们默默的支持与宽容，让我在爱中成长……

传统可以是伟大的跳板，也可以是陷阱

——对话林怀民

采写/李乃清

八十年代的林怀民  摄影 陈炳勋 天下杂志 提供

有关皮娜·鲍什和迈克尔·杰克逊

人物周刊：今年夏天，皮娜·鲍什（Pina Bausch）和摩斯‧康宁汉（Merce Cunningham）两位舞蹈大师相继离世，您和他们之间有着深厚情谊，很想听听您的回忆与评价。

林怀民：他们让我了解，一个编舞家最大的考验，不是怎么成名，而是成名之后，还源源不断地拿出好东西，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他们的生活，就是——（边敲桌子边强调）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此外，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没有一点架子。

有一次，我问康宁汉，嗳，你一辈子都做这个事情，你真的很爱跳舞哦？他想了想，说，我也不晓得我爱不爱跳……可是，跟我们一起出发跳舞的，他成名以后就改去做别的事、去找更大的名和利，可是我一直不会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就留下来了，这样说，我大概是真的爱跳舞吧？

皮娜对我们非常好，她曾经办过3次国际艺术节，每一次都邀请我们，每一次都上台献花，每一次演完后，都是一个大房间，请全部人吃大餐，待我们非常好。

她是我很少的、也许是惟一的、我们叫烟友吧。她一直很忙，我们见面不多，每次碰面，我们都一起出去找可以抽烟的地方，安安静静地抽着烟，东一搭、西一搭地，讲两句话。我们互相看一眼，就是那样的朋友……我与她也不是常见，（声音变了，有些哀伤）但就觉得，有那么一个人在那里。

她走了以后，我心里非常意外，也非常难受。云门（今年）在莫斯科演完回台北，两个礼拜后，同一个剧场、同一个艺术节，她的团又在莫斯科演，我做了这辈子最昂贵的旅行，我一个人跑到莫斯科去了，给那些舞者打气，这是我跟她告别的方法。

人物周刊：您对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如何评价？

林怀民：对我来讲，他是第一名的。他没有学过任何东西，他也没有学过音乐，可他那个节奏感、那个身体的动作，没话讲、没话讲。他真是好！后面那些给他伴舞的男孩，事实上，他们跳舞的语汇，就是Michael Jackson的语汇。

林怀民1997年的作品《家族合唱》摄影 邓惠恩

年轻时不知道中国的伟大

人物周刊：很多像您这样的艺术家，年轻时被西方的那些东西所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抗拒和反叛，但中年以后，他们都自觉回归了，这是为什么？

林怀民：No，no。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就像《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可是，纪德把这个故事重写了，他说，新的版本是，浪子回来了，那天晚上，他帮着弟弟，让弟弟走……哦，真好！我很喜欢，看了很感动。哥哥失败回来了，仍然跟弟弟说，走！

在台湾你就向往外面，去了外面以后，你就开始问自己是谁。那个时候我们读大学，每个礼拜都读Newsweek（新闻周刊），去了以后，外国人跟我说八大山人，我嘴里噢噢噢，心里以为是8个老先生，好丢脸啊……更绝的是，72年从美国回家，我去欧洲流浪了一阵子，在瑞士认识了一个人，人家请我到他家里去，他去弄茶的时候，我就翻他的书柜，然后看到一本书，好美，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就很奇怪地看着我——这是你们中国的敦煌啊。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那年我25岁。当然，那时候资讯不发达，不像今天什么都有，那时敦煌这两个字不存在。

事实上，这不太公平。中国传统之博大精深，体系之完整，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我们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去打开这扇门。但是，西方的东西，它是一目了然的，透过大量DVD、大量的书、大量的介绍，我们都能看到。

第一次回大陆

人物周刊：朱天文似曾提到，来大陆之前，对大陆有种美学上的想象，真的来了以后，其实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您呢？第一次来大陆是怎样一种情境？

林怀民：完全同意。我88年第一次回大陆，在飞机上睡着了，然后醒来，就看见下面，绿绿的山，绵延不断，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跑出一个字——这莫非秦岭？因为我是到西安去。然后开始哭，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已经要下飞机了，一个大娘在边上说，干吗呢，在飞机上面哭？我哭得很大声。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那个落差，88年，机场那些人，我也不晓得是公安还是什么人，男的女的，帽子是歪戴的，头发是（比划着）这样拉将出来的，领子是没扣的。然后，我就想：啊？是这样的？他们一边跟人聊天，一边处理你的（证件、行李）。我去了西安、洛阳、兰州，我在敦煌蹲点了一个礼拜，还去了乌鲁木齐、北京、大同、苏州，那是我第一趟旅行。我知道，想象中的那个旧中国是不在了……

人物周刊：描述一下您原先的想象？

林怀民：那时我有个地陪，我叫了一个车，我们从西安开始：岐山！哦，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凤翔！又兴奋起来了。通通兴奋起来了。他觉得我好奇怪，就是一个秃山嘛。要知道岐山可是周武王宣誓伐商的地方，对我来讲，那个石头和那个小秃山都有某种意义，可对于那位朋友没有，因为他在“文革”中成长，落差就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有一个想象，可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认识的是那个不存在的东西，今天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反而是陌生的。

巴赫在我家已经住了30多年

人物周刊：昨晚讲座中，我注意到，您多次提及“民族”这个概念，指出今天人们对这个词的某种夸大和误用。

林怀民：我想民族是由许多个人加起来的，大家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的，把人赶到另外一个很庞大的东西上去了。这么讲吧，李白写诗的时候，几时想过民族？他如果想到民族的话，他哪里还能够写出好诗？

《行草》里头用了很多书法上的符码，包括字投影在背景上，但是，这不保证它是一个好作品，不保证！我不能说，因为我贴了这些民族符码，我就做出了一个好作品。我觉得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坏作品就是坏作品，（跟民族符号没有关系）。我在处理传统的材料，所以我死命地要跳出民族那个东西。我还是要讲，李白写诗，若想到民族问题，如何得了？而且我们要知道，李白可不是汉族啊（笑），整个唐代是不讲这个东西的，当然我知道，在政治上有这个需要，可是在文化上强调你是哪个民族，是不对的！

像我们在台湾，十足的原住民，他们的歌舞大家都很喜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即使他们不穿民族衣服，跟我们喝酒时，我们也很开心。在台湾，你坐捷运，它用普通话讲一次、用闽南话讲一次、用客家话讲一次、用英语讲一次，我很喜欢这种做法，那个差异出来后，你就觉得非常地丰富，非常地开心。

人物周刊：而且，大家还能够沟通，这就美了。

林怀民：是是是，求同存异嘛。你为什么《水月》用了巴赫的音乐，不用咱们的音乐？我的理论是，舞蹈跟音乐应该有对话，而不是舞蹈在音乐线上在描，跟音乐同拍、合拍合节，声势浩大。其实，音乐声音放大后，人变得非常薄，我希望观众感觉到音乐，看到舞蹈。为什么用巴赫？明明在做很慢的、类似东方的东西，因为找不到别的音乐，我们传统的音乐我没找到。谁可以告诉我，我们有那样的音乐，有那样长的气，能够撑住90分钟？

在德国，人家问我，为什么用巴赫。我的回答是：巴赫已经归化了，他在我家已经住了30多年。为什么不用我们的胡琴？大提琴如果用得好，它可能就是我们21世纪的胡琴。所以，我觉得，传统可以是个伟大的跳板，也可以是框框和陷阱，所以，传统是一刀两刃，我始终在其间徘徊、徘徊、徘徊。

你可以试，你可以失败，但是，你今天要回到过去，那一定是失败的！你冲出去，大概也是失败，但是，无妨，因为故宫博物院还在、京昆还都在啊，那你说不定还可以闯出一条新路呢。不知道。

反思白色恐怖和“二二八”

人物周刊：1997年的《家族合唱》，外界似乎提得比较少。

林怀民：你居然知道这个作品。这个是反思白色恐怖和“二二八”的，后年我们要重演。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从大人那里，听来听去都是讲那些事，你感觉到一个非常神秘、让人不安的东西，那就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所以长大了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所以看了很多资料。后来，慢慢地，我的故乡新港解严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照片展，每一家都翻箱倒柜，过去一百年的这个村庄的人们的照片，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些画面。我就想把这些呈现出来。舞台背景全是这些照片，大家看得楞在那里了（作惊愕状），整个历史，浓缩在一个胶囊里一样。我们访问了很多很多人，每个人都讲那个时代的事情。

这个作品后来还去了欧洲很多地方，轰动得不得了。在西方，他们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在台湾，没有人能够全部听懂，因为讲普通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在上面，而且没有字幕。可是在西方，他们常常完全看得懂。

人物周刊：当时做这个作品，采访过程中，哪一段让您特别感触？

林怀民：（哀恸状）每一段都有。有个老太太就说，是呀，那些兵就冲进来了！啊，我孩子他爹，他一样也没做什么啊（模仿老太太疯癫惊恐状）。这个节目到最后，大家就放水灯，在盂兰节的时候，所以是个安魂的东西。

人物周刊：有种祭祀的味道。

林怀民：（微笑）我的东西都有一些吧。

林怀民在印度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打坐，回来后安安静静地创作了《流浪者之歌》　

摄影 张赞桃　2001年

去了印度，生命就变得很简单

人物周刊：关于您在印度的生命之旅，先前已有耳闻，还是很想当面听您叙述。

林怀民：我刚从那儿回来呃。我去印度10次，其中9次都到菩提迦耶去。在印度，好像把我调整到简单的一个点，就是生存、生命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复杂，特别是我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总是很多事情，很复杂，特别是我们学新闻的人，知道太多事情，渴望知道太多事情。

去到那边，生命就变得很简单：吃不完的饭，我把它们包起来，一路上给路边的乞丐，总是有些人，用惨不忍睹的姿势，在你面前，就是那些有残疾的人，你开始给一个人钱，后面就有30个大人、小孩，就是那样一个处境，让你对佛陀非常地佩服。我没去印度以前，一直觉得佛陀是个神，其实不是，他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人这个处境，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人生的这些suffering（痛苦）怎么解决？他想通了，他就说，如露、如电，梦幻泡影……所以，在那边，重新回到那棵树下，你看到很多人在修行、在祷告，啊，你心里安定下来了。你说得到什么神迹吗？也没有啊，你就安定下来，好像回到了生命最原来的一个样子。我们在冷气房间里过日子，去到印度，太阳哗哗地照下来，你看着那些人，你知道你跟他们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在那边，每次我都感觉，我过度幸福……太幸福了，应该做的事情是，是不是有贡献？能不能帮助人家？你给那些人一碗饭，那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而我的工作，我真是觉得我们在提供一种精神上的粮食。

2009-11-09东方艺术中心，一张温暖的合影。

掌镜者：《第一财经日报》资深美女记者吴丹

林怀民　绚烂的文化输出

文/李乃清

林怀民  2004年 摄影 刘振祥

林怀民的签名落款，“怀”字仿若甩出去的水袖，圆融、温润，“民”字最后一笔，捺笔蹬出很长，然后提劲上冲，踢得高直，勾出一个凌厉的锐角。

“我永远记得，年轻时候，我走在街上，感觉脚踩下去，地板就是一个窟窿，我的头是顶着天的，那感觉跟今天被外界这个气场所压迫，完全不一样！”

外界的气场，是防不胜防的镁光灯，是“排排坐”的新闻发布会，是配合巡演的连场讲座，62岁的他，孩子气地跺跺脚——“好无聊哦，Repeat! Repeat!”

1993年，林怀民带着台湾“云门舞集”首次在大陆巡演《薪传》，震撼舞界，轰动神州；16年来，他们在此陆续演出了《竹梦》、《白蛇传》、《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今年11月，云门舞者第7次“登陆”，携2001年舞作《行草1》，展开规模浩然的大陆六城巡演，一幅幅身体写就的书法长卷，在人们眼前铺陈开来。

“每个字都是一辈子的课题，大家都知道，‘一’是个（横过来的）8，很罗嗦的一个螺旋桨。书法根本上是一个身体的行为，它没有那样规格的东西在那里走，它不是芭蕾舞的1、2、3、4，这里面有气的长短，曲线流动，讲究虚实，在艺术上跑出一个东西，叫做气韵生动！一个东西怎样气韵生动？就是回到人的身上。”

11月8日晚，林怀民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讲，伴随台上两名舞者的即兴表演，现场观众确乎体味出云门修炼的个中三昧。早在1990年，云门舞者便开始跟随林怀民潜心修习静坐、拳术和太极导引。“刚开始，舞者们恨我恨得不得了，因为从小蹦跳、苦练，到最后，坐下来，闭上眼睛打坐，在那边耗40分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感觉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那个东西是在我们基因里头的。”

2000年起，林怀民延聘名师，让云门舞者每周定期练习书法，在横竖撇捺间重新感悟肢体运动的世界。“王羲之、怀素这些字，都是当年他们拿着一支笔在跳舞，这些都是能量留下来的痕迹。”习字基础上，林怀民让舞者再去面对放大的书法投影即兴发挥，一场年轻舞者与古老字魂的对话，酝酿成型，吐纳芬芳。

“书法美学这样浩瀚，所以我们又做了《行草2》和《狂草》。《行草2》讲究留白，我们把宋瓷的纹路放大，有种轻柔、空灵的感觉；《狂草》中，我们找到书法最基本的纸和墨水，花了10个月，找工厂生产出一种粗糙无比的纸纤维，墨水在上面走得非常地蜿蜒，在台上变成跟舞者同时发生的表演。”

林怀民的“行草三部曲”，让那些不懂中文的老外也有所感悟——编舞（Choreography）和书法（Calligraphy）之间，两者不仅发音相似，更有共通神韵，《纽约时报》赞誉：“这是舞蹈辉煌之美的最佳见证。”

不过，对于旧作的荣耀，林怀民满不在乎：“我希望以前的作品都不要再演了，但为了云门的营运，还是必须演。我没有那么爱自己以前的作品，看它们，我会觉得，这个小孩还蛮聪明、蛮可爱的。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已经过了。我恨不得全忘了，这样才能腾出空间来做新的、好玩的事情。”

云门舞集2005年的作品《狂草》舞者 黄佩华    摄影 刘振祥

“台湾20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

舞作《红楼梦》里，只穿绿裤头的宝玉，跳转于漫天的粉色花雨中。青春气息扑面袭来！

同样生于大家族的林怀民，从小便置身宠爱中，5岁半那年，父母亲、叔叔、姑姑拎着他去看《红菱艳》，回家后，他便雀跃不已蹦跶起来，到今天，老电影的情境仍历历在目。“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最近还看了一遍，第11遍了。那个时代，他们做的那个舞蹈，梦幻的场景加起来，非常了不起！那个红鞋实际上是跳舞人的隐喻，跳舞的人是对动作饥渴的人，他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吃很多动作，他的身体要感觉到这个事情!”

熏染于书香门第，林家少年的青葱岁月，痴迷文学。林怀民21岁出版的小说《蝉》，那些泡在台北西门町咖啡馆、整日亲近美国文化的年轻人，成为60年代台北青年文化的象征。赴美后不久，林怀民舍弃新闻专业，转往爱荷华写作班，行囊里还是装了一双旧舞鞋。

副修舞蹈期间，他找到了表达内心无形情感的新方式，“上课仅一个月，我就开始编舞。老师看了我的作品后，我坐着直冒汗，脑筋一片空白。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怀民，我不知道你的文字创作功力如何，但是你编的舞，真是好极了！”

就这样，林怀民从文学坦途，跳转进舞者生涯。

写小说时代的林怀民 摄影 龙思良  1968年

1973年，现代舞还被贬为“奶子碰奶子，屁股对屁股”的年代，26岁的林怀民撑起了华人社会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舞集”，他以《吕氏春秋》中一个早已失传的舞蹈名字，作为这个新兴舞团的名称。

刚回台湾那会儿，母亲便发现——怀民从美国回来，变得有些野气，遂请来戏曲专家俞大纲点拨儿子。经俞先生引领，林怀民对京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云门两岁那年，从文学叙事者转身的林怀民，编创出了融合现代舞语汇与京剧架构的《白蛇传》，在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他加重了青蛇的戏份，“白蛇是淑女，也是今天的熟女，只有青蛇活蹦乱跳，她夹在许仙和白蛇之间，必有自己的情欲和挣扎。”首次出岛巡演，舞团便赢得当年香港媒体的肯定：“云门舞集是台湾这20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

“父亲在我成立云门时，就跟我说，舞者是所有艺术家里最伟大的，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身体，可是你要知道，舞蹈也可能是一个乞丐的行业。”说归说，每次彩排，父亲都会去看。“他和我讨论舞蹈里很多思想的层面。云门做久以后，他会跟人家自我介绍说，我是林怀民的父亲。”

1981年，林怀民带着云门作品，开始了密集的欧洲巡演，90天内72城73场演出，好评如潮。1982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演出后，当地媒体评价，“这个来自台湾的现代舞团，挽救了国际舞蹈节！”

“1979年到美国，1981年到欧洲，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把我们当作现代舞看。早年，京剧、昆曲过去，他们只是客气地形容，不会批评。但是，八、九十年代，舞评家评论《水月》、《行草》，完全从我们的文化出发，来了解这个东西。云门上个月刚从伦敦回来，这是10年里面第6次去；美国每年我们都去，莫斯科去了3次，明后年还要去。我们慢慢地，也变成他们文化里的一部分，就像大提琴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一样。”

云门舞集1998年作品《水月》摄影 刘振祥

大家长

“从小父亲跟我谈话，永远在谈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年轻时非常逃避这种想法，可是我想，他的教育，在我们身上，最后是发酵的。”

曾祖父林维朝是晚清最后一科的秀才，当年担任新港庄庄长时，他给大儿子（林怀民的伯公）写了4个字，“公而忘私”，无形中成为林家的家训。

读大学时，父亲林金生问林怀民，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他说，想有个汗牛充栋的书房，自己能听听音乐，若是再有杯茶喝，就更好了。

父亲厉声道——丢脸的家伙！你没顾虑到他人，也不想贡献一己之力。

“我当时既难过又生气。但是现在，他灌输给我的观念，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如今的云门舞集，早已是百来人的大舞团，林怀民则是整个家族的大家长。“我对他们来说是everything，我是爷爷、爸爸、老师、弟弟。他们会盯着我吃药，时间到了要来帮我提行李，我尽量不让他们提，我没那么老。我非常崇拜他们，我当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地幸福，因为我永远坐在那里，看着这些这么棒的人跳舞给我看。不幸的是，我还要当警察，经常站起来告诉他们，什么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他们真的非常好，聚精汇神的样子，个个都很美！”

《红菱艳》里，爱才心切的舞团教练，把愤怒的拳头砸向镜子，鲜血直流，这戏剧性的一幕，在林怀民早年的排舞生涯中也曾出现。有一年，云门正在排演以台湾先民拓荒为题的《薪传》，剧中动作极其激烈。一天，林怀民看到两位舞者暖身时间还坐在巷口吃面，冲上去便是一番训斥，“你们这样不爱惜自己！”“砰”地一声，手就砸进后面的玻璃窗，血流如注。下面的人全吓呆了，他还在继续讲，讲完后，才下楼叫了辆车到医院缝针。

 云门舞集「行草」　摄影 刘振祥

早年，林怀民曾在散文中记录了母亲在世时的心境。“看到观众如潮，母亲的惊多于喜，因为始终没心理准备要作‘艺术家的母亲’……然而，她是最积极的观众。首演之后，她和我开‘座谈会’。‘你看到没有？葛兰姆舞者的裙子和平剧服装都有颜色相称的衬里？’‘人家女生头上都是戴花的，不能从头到尾，都梳包包头！’”

用了36年，“云门舞集”长成一棵大树。除了国际舞台上的巡演，云门每年有4次户外义演，与基层民众交流，每场约有五六万人，即使下雨，也有三四万人，已然成为台湾深得民心的老字号。

印度之行的启示

如是我闻，不旅行的人，绝无快乐，罗希塔。

活在人的社会，最善良的好人，也会变成罪人……那么，流浪去吧！

流浪者的双足，宛如鲜花，他的灵魂成长，修得正果；浪迹天涯的疲惫，洗去他的罪恶。那么，流浪去吧！

——《婆罗门书》

3吨金黄稻谷，变幻成山丘、河流、雨水；一束细细的米，从头至尾90分钟，不停地洒在一名静定的“僧侣”头上，一如时间的沙漏；高潮式的“谷雨”瀑布宣泄而下，一名持耙男子，在铺满稻粒的舞台上，由内而外，犁出越来越大的同心圆……

这出《流浪者之歌》，被誉为林怀民的“黄金之舞”，改编自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佛教故事，庄严磅礴的舞蹈，配合萦绕人心的格鲁吉亚民歌，刻画求道者虔诚渴慕的流浪生涯。

林怀民说，那个圆用了足足24分钟。演出结束，观众恍若出神，久久不愿离场。《柏林镜报》评论，“云门舞者简约沉缓的动作，凝造出一个空无的心灵景观，令人感动莫名。”

蝉噪“林”愈静，“1983年，我在台北搭计程车，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好陌生，新建的高楼大厦，烟雾笼罩，台湾疯狂投入金钱游戏和股市，物欲横流，文化遭受漠视，我不想与这些有任何关系，1988年我决定放弃。”云门暂停后的两年，林怀民远赴印尼、印度，以及西安、敦煌等地，行旅心得化入93年的大型舞作《九歌》。

1994年，林怀民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体验到了静坐的祥和，返台后，他把冥想纳入舞作《流浪者之歌》。“印度之行让我得到启示，生命赤裸地呈现在你面前，你看到恒河畔的火葬，看到贫穷和死尸，一切变得如此基本，一杯水就是一杯水，一碗饭就是一碗饭，没有任何假象。这些让我安静下来，我放慢脚步，减少恐惧，试着随着生命之河漂流。”

目前，除了巡演《行草1》，林怀民正带着云门舞者准备明年3月上演的《听河》。

“创作就像是闻到某种味道在遥远的地方，你也辨识不出来那是什么。《听河》是一个尚在丛林中找不到出路的新作。我在淡水河边20多年，这不是讲淡水，也不是讲恒河，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喜欢的事情是去碰触那个未知，冒险吸引着我，当你觉得你可以掌握在手，你会兴趣索然。所以他们常说，临演出前一个月，我通常变卦，跟很多人做法不一样。”

岁月静水流深，26岁的蝉声，62岁的禅意，知了知了，“忘了，全忘了……”

赫塔·穆勒  与忘却抗争

李乃清

10月8日，德国图书交易协会柏林办事处，卡尔·翰泽尔出版社匆忙组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德国、罗马尼亚、瑞典各大媒体蜂拥入场，一些记者甚至已经在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的路上，得到消息后，最后一刻又杀了回来——

是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自从10年前君特·格拉斯夺冠后，该奖已多年和德国无缘。

在柏林墙倒塌、铁幕时代结束20年后，曾经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时期生活过的穆勒，“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平实，描绘出流放人士无所依靠的辛酸境遇”，最终获得评委青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台上第12位女性。

由此看来，穆勒的获奖虽出人意料，却不乏纪念意味。

进入会场，女作家被眼前的人潮吓了一跳，笑着嘟哝道：“真是有点疯了，这一切……”。

问题接踵而至：您如何看待这个奖项？诺贝尔奖会改变您的生活吗？诺贝尔奖会影响您的作品吗？这一切会给您带来一丝恐惧吗？

“其实获奖的是那些书，不是我。当然，能和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这些文坛巨匠相提并论是种无上的荣耀，但现在，我不能老想着那一长串获奖者名单，我的脑袋可没这么大。”穆勒的回答很巧妙，同时夹带讽刺，“为什么会有影响？现在获奖了，但我的人生角色不会变成整天只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绝不会写任何与此相关的书；我还是从前的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通过写作关注社会边缘的东西，这本身已经够难了。”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发生过的事情并未被遗忘，它们永驻在我的脑海中，而我，只有这一颗脑袋”。

穆勒个人的创伤源自罗马尼亚，而这里也正是她文学的归宿。

1953年8月17日，穆勒出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一个德裔少数民族家庭，她的父亲二战时曾服役于纳粹党卫队，后成为货车司机聊以谋生。“关于我的家庭，我记得祖父被认作‘地主’，读大学时，我得把这项填入申请档案。我的祖父母一直都是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从不休假，为了挣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他们还做些谷物生意，渐渐成了富农。但是，1945年以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的土地被充公，我的母亲17岁时被驱逐出境，在苏联劳改营被强制劳动5年，在那里，她目睹了死亡与饥荒。此类事情在德裔村庄屡见不鲜，还是个孩子时，你不思考政治，但你能感受到那种压力和敌意的气息。”

1973年，穆勒进入罗马尼亚的西提米索拉大学学习德国和罗马尼亚语言文学。读书期间，她与追求言论自由、反对独裁专政的德裔作家团体“巴纳特行动队”往来密切。“这个团体发表宣言：文学不能向政治屈服，应该从个人经验出发，勇于批判现实。之后，政府的秘密警察很快介入，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大学毕业后，穆勒进入一家机械工厂担任翻译，因为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遭到厂方革职。此后，她以德语家教工作维生，但常年遭受秘密警察威胁和迫害：“他们经常来我家搜查，诬蔑我是妓女，为了钱和阿拉伯学生睡觉，又诬蔑我在罗马尼亚从事非法买卖。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担心自己当晚就被流放。”

生活在独裁统治中的恐惧与经历被她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1982年，穆勒首次发表短篇小说集《低地》，但立即遭到罗马尼亚当局审查和删减。两年后，《暴虐的探戈》出版，书中揭露了罗马尼亚一个德裔小村中官吏贪污腐败、欺压弱势的恶行，但作品又次遭到政府查禁。但在当时的西德，穆勒的文学作品则大受欢迎。

由于多次对罗马尼亚当局提出批评，并且担心秘密警察的侵扰，1987年，穆勒和夫婿作家理查德·瓦格纳移民德国。随后几年，她以“旅居作家”身份收到一系列国内外大学的教学邀请。2005年，她成为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至今居住柏林。

尽管穆勒20多年前就离开了罗马尼亚，但她的作品经常回归独裁政府统治下的压迫和流放经历。小说《约会》，讲述一个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的服装厂女工，把写着“娶我吧”的小纸条缝进运往意大利的男人西服里；另一本作品《护照》，讲述罗马尼亚德裔小村一个磨坊主申请移民西德的故事。

“作者并不是自己搜肠刮肚寻找写作主题，是这些主题自动进入他们的脑海中，让他们有话可说，不得不说”。穆勒在她的代表作《风中绿李》中，描绘了齐奥塞斯库独裁政府统治下五名罗马尼亚年轻人的生活。她认为，写这本小说是“自己的责任”，“为了纪念我那些惨遭杀害的罗马尼亚朋友”。小说获得《纽约时报》的好评——“作者入木三分的细节刻画，超越了罗共专制形神皆丑的生活，创造出一幅独特的诗意画卷。”

独裁仍然是当前话题

“这真是太棒了，早晨和出版商通电话，我只是不断重复‘是赫塔获奖！’，他说，‘是赫塔获奖？’，然后我们两人一起大叫‘是赫塔获奖！’”

面对当头鸿运，卡尔·翰泽尔出版部主任克里斯蒂娜·克内希特喜不自禁。自2005年起，这家出版社一直是穆勒文学创作的港湾，今夏，他们刚出版她的新作《呼吸钟摆》，上市后颇为畅销，卖出近四万本，穆勒甫一得奖，小说又有了十万册订单。

对于外界追捧，穆勒没有欢呼雀跃，只报以莞尔一笑，她的情感藏于内心，甚至有些怀疑，仿佛在问：“这一切真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么？”

“对我来说，最难忘的经历是我在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统治下的那段生活。在数百公里以外的德国，简单的生活并没有抹去我以往的经历。我在离开时收拾了我的过去，并牢记独裁仍然是当前的话题。”

《呼吸钟摆》英译本名为《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故事描写了一个被流放到苏联古拉格劳改营的少年，主人公原型是已故诗人、毕希纳文学奖获得者奥斯卡·帕斯提奥（Oskar Pastior）。1945年1月，17岁的帕斯提奥被流放到苏联，这与穆勒母亲年轻时的经历相似。基于共同回忆以及对文字力量的信任，两位诗人和作家决定合作。2001年起，穆勒开始记录帕斯提奥的口述回忆，决定创作一部关于罗马尼亚德裔少数民族放逐历史的文学作品。2006年，帕斯提奥意外去世后，穆勒的文学创作停了一年才得以继续。

在这部“杰出、感人、谦卑”的作品中，穆勒试图讨论公义、权利、尊严、自由等宏大主题。最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她颠覆了读者对苦难的预设：难挨的饥饿最终成为了主人公体认生存的唯一方式。“我一直扪心自问，为什么少数人可以将整个国家窃为己有，直至山河破碎，政权徒留？人类对自己同胞究竟可以做出怎样令人发指的行径？”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自己深深为穆勒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字力量”所折服，并高度评价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认为他们将荣誉颁给“一位与忘却做抗争的人，她拒绝忘却独裁和强权给人类带来的创伤”。

穆勒表示，“看我的书，有些人对罗马尼亚感兴趣，有些人关注独裁政府的运作机制，有些人关心极权主义下的个人命运。在西德，大多数人将我的作品视作纯粹的纪录文本，但在东德，他们通过我的小说，面对的是他们自己的过去，这令某些人不舒服，因为他们不愿面对。很多时候，东德读者给我的第一反馈是——罗马尼亚过去发生的那些比这更可怕。”

（感谢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曾红萍小姐对此文的帮助）

安妮·莱博维茨

文/李乃情

一个摄影师的人生是怎样的？——“那是透过镜头看到的人生。”

2009年，摄影天后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希望之春，失望之秋。

9月8日，这位几个月前刚获纽约摄影中心终身成就奖的女摄影师，被无数质疑的闪光灯包围起来：因无法还清贷款，她的房产、以及所拍摄的作品难逃抵债命运。

作为《名利场》首席摄影师，安妮的年薪高达200万美元。她为英国女王拍摄一天肖像，薪酬就高达10万美元。然而，她在拍摄中却是挥金如土，加之无心理财，最终陷入债务泥潭。去年夏天，安妮因翻修工作室出现资金周转问题，她联系了“艺术资本”集团，该公司被视作“明星们的典当铺”，允许名人用他们的艺术品作为抵押物来贷款。安妮向该公司先后借了2400万美元，提供的抵押品包括位于曼哈顿及纽约北部的两处房产，以及此生拍摄照片的所有版权（包括已拍摄和即将拍摄的作品，据《纽约时报》估计，这些作品总价值高达5000万美元。）今年7月，“艺术资本”集团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称安妮没有缴纳与债务有关的费用，要求进入她的寓所，出售她的房产及艺术品。目前，双方通过交涉，延缓最后通牒日期，但安妮并没摆脱财务危机，依旧面临破产窘境……

无疑，她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她曾三度入围《美国摄影》“100位在摄影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被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当代传奇奖”。从尼克松辞职，到奥巴马竞选；从当年的摇滚音乐大腕，到今日的好莱坞名流，都曾一度成为她镜头中的主角。希拉里·克林顿褒奖道：“她是我们国家的时代记录者，记录我们的所思所想。她捕捉到了那些名人们的态度、性格和不安全感，同时也将他们人性化。”

2006年，美国杂志协会评选40年来最优秀的封面照片，头两名都出自她的手笔——约翰·列侬拥吻小野洋子的《滚石》封面，以及《名利场》黛米·摩尔怀孕的裸照。

不过，那些传世杰作，如今都在当铺里。

《滚石》

“小时候，我对摄影没什么兴趣，选择摄影完全是因为家庭氛围。我的母亲善于纪录生活点滴，我们都习惯了她在那里随时拍摄，觉得相机就像我们又一个家人。看到那些家庭照，我总会非常感动。这些照片对妈妈也很重要，她把它们挂满了整个屋子。”

1949年10月2日，安妮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父亲是空军上尉，母亲是舞蹈演员。由于父亲常常转换驻地，她和5个兄弟姐妹童年跟着父母不停搬家，一大家子整日生活在车上，车窗成了她的“取景器”。“在车上长大的人，很容易成为艺术家。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透过车窗看到的一幅幅拍好的胶片，这就是我观察世界的方式。”

越战期间，她随父亲远赴菲律宾，开始用相机拍摄。“我买了个相机，里面有那种小指针，要把它调正位置，曝光度才准确。我开始使用空军基地的暗房，那就像我的休闲品商店，因为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在基地周围拍照，那些就是我最初的作品。”

1967年，安妮进入旧金山艺术学院，她喜欢画画，不过也上夜班学习摄影。“第二年夏天，我参加了摄影社团，我们早上出门拍照，当天就洗好，然后晚上坐在一起看片讨论，我们出门到处游荡，捕捉触动自己的瞬间，洗片时大家一起来，我很喜欢那种过程，简直和我一拍即合。”

安妮的职业生涯始于当年刚创刊的《滚石》杂志，这里聚集着一群年轻的优秀记者，大家都对实验自己的艺术感兴趣，青春热情浇灌出不少杰作。

“1970年，我第一次获得给列侬拍照的机会，那是我从《滚石》获得的第一个有份量的任务。当时，我听说杨·韦纳准备去纽约采访列侬，那是我第一次特别想见的一个巨星，我说求你带我一起去吧。我跟朋友待在一起就好，买青年优惠机票。”

安妮带了三台尼康相机，各配一支105毫米镜头，当列侬和洋子说话时，她举起相机开始取景，“他按惯例，问我希望拍什么？我拿着计数器，问他，能不能回头看我一下？列侬突然望向我，凝视镜头，让我有充足时间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为当期《滚石》封面，也成为我为名流拍摄肖像的一个先例。列侬教会我如何找到自己的状态来拍摄，这对我以后的拍摄影响深远。”

尽管小野洋子初见安妮有些不屑：“她就像个学生，我还觉得奇怪，杨没找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来吗?”但照片出来后，她非常满意：“我觉得她更关注精神层面，于是就这么拍。”

10年后，列侬与洋子的专辑《双重幻想》发布，安妮在他们的公寓里拍了一组新照片，以及列侬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留下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图像资料。

“那时12月才刚开始，第一次拍摄结束没几天，我从他们专辑的亲吻封面上找到了新灵感，于是返回问他们是否愿意尝试拍下裸体拥抱的照片。他们都是艺术家，对裸体并不感到尴尬，不过，洋子当时因为某些原因不想脱衣服，列侬则完全没问题，我说，‘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先用宝丽莱拍了一张他们抱在一起的小样，列侬很满意，‘你精确地拍出了我和洋子间的关系’。他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虽然他知道杂志只需要他的照片，但他希望洋子也能出现在封面上，这对他非常重要。我们本来准备当天晚些时候一起看拍好的幻灯，然而，就在那天晚上，列侬在回家路上被一名粉丝枪杀。现在看来，这张照片如同列侬最后的吻别。《滚石》主编决定将这张照片作为当期封面，除了杂志名，不加任何标题与文字。”

《滚石》工作期间，安妮曾随同“滚石乐队”巡演，和一群震动她世界、影响她生活的人在一起，分享他们生命里的点滴。“看《布列松的世界》那本书时，我明白自己可以周游世界，相机让你拥有一张独行世间的执照，但你知道自己是怀有目的的，这对我而言是个重要发现。”在深入彼此的过程中，她所拍下的照片给人一种独特的亲密感，每张都充满了故事，这些作品令摇滚女诗人帕蒂·史密斯叹服：“就摄影来说，在摇滚领域，她是最棒的！”

回忆在路上的时光，那是一种完全陷入其中的感觉，“为了拍出最好的照片，我必须投入进去，让自己成为其中一部分。别人干什么，你也干什么，然后大家就不会特别在意你了，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当然，这种生活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在《滚石》工作就是在毒品文化中工作，这是根本无法逃避的，越陷越深，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很高，因为它给你力量，让你工作下去，让你充满了想法。”在亲友帮助下，安妮最终在康复中心戒了毒瘾，“我深深吸了口气，继续前行，就像长大了一样。离开让我开始明白，我需要什么，我是谁。”

最终，她离开了《滚石》，进入《名利场》。“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地方，我的作品进入了更主流的领域。”

《名利场》

“我没有让人们看起来更漂亮的秘方，我没法理解哪一面好看，哪一面不好看。”

安妮厌恶那些保守和僵化的封面，对那些难以预测、不易察觉的事情更感兴趣。她善于设置冲突性的场景和戏剧化的主题，比如将蓝色兄弟的脸部涂成蓝色；为梅丽尔•斯特里普设计一个哑剧造型，将她的脸部涂白，“她会喜欢这种藏在背后的感觉”。

1984年拍摄乌比•戈德堡泡在牛奶浴缸中的照片是安妮肖像作品中最具创意的一张。这张照片的灵感来自一个舞台剧，一位黑人姑娘为了让自己变白，用次氯酸钠清洗皮肤。当时戈德堡不过是初闯好莱坞的新星，充满稚气和童真，她轻轻滑入其中，伸出舌头的刹那，就像一幅画，惊奇而有趣。“我想刻画出她从传统中浮出来的样子，传统就是什么都是白色的。”

有人戏言，只要安妮出马，任何明星都心甘情愿脱去衣服。

1991年，黛米·摩尔怀孕的裸照上了《名利场》8月刊的封面，刊发第一天，中央车站报亭的杂志在早高峰时间一售而空；地方报亭则用白纸将杂志包裹起来出售，好像这是一本色情杂志；另一些超市甚至拒绝出售。那会儿，这则“丑闻”引来媒体极大关注，电视摄制组在《名利场》办公室外安营扎寨，编辑和记者蜂拥而至。

“黛米当时有部新电影上映，《名利场》编辑蒂娜·布朗想让她上封面，但她当时已有七个月身孕。为了使她看去性感并光彩照人，造型师准备了钻石耳环和一只30克拉的钻戒，还准备了绿色缎制长裙。我在现场拍了一些特写及全身照。黛米非常自在，毫不掩饰。一张站着的全身照中，绿色长裙从她肩上滑落，露出腹部与腿。另一张照片，她只穿了黑色蕾丝文胸和内裤。不过，直到拍摄接近尾声时，我们才拍了这张全裸照片。当时，这张照片只准备给黛米本人的。我边拍边开玩笑，‘你知道，这会是一张很棒的封面’。回到纽约，我翻看底片，才真正意识到，这的确是一张伟大的封面！蒂娜也赞同，尽管她知道我们刊登这张照片，黛米会非常生气。但事实上，黛米爽快地就答应了。”

随后的日子，这张照片饱受赞誉，价格从8万美元不断涨到100万美元。当时，安妮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办个展，中心主任也想展出这幅照片，却遭到她的拒绝。“这是一张广为人知、且突破传统的照片，但对摄影师来说还不够。对我而言，如果这是一张人物照，她的手就不用挡在胸前，她也不应当望向镜头。这只是一张简单的杂志封面。封面有点像是广告，目的是为了出售杂志，我的职责让我必须去拍那些照片，但我的作品在杂志里面更鲜活，我真正的好照片都在杂志里面！”

恋人桑塔格

“我从没想过摄影可以捕捉谁，我不是去捕捉谁，我关注更广阔的背景。生命很复杂，也很庞大，而不仅仅是这一刻。我不断纪录，看清生活的面目。”

那是一组被染成绿色的照片，苏珊•桑塔格躺在医院窄仄的小床上，陷在冰冷的钢架里，她闭着眼，脸有些浮肿，认不出原来的样子。

“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医院看到了苏珊，她三天后去世了，我用照相机拍下了她，回到家后用数码方式处理，打印出来后这些照片都成了绿色，我很喜欢。”传记片《安妮·莱博维茨的浮华视界》里，安妮指着桑塔格临终前的照片，哭了起来，身旁站着她4岁的小女儿，名叫苏珊·莱博维茨。

1988年，39岁的安妮认识了55岁的桑塔格，为其拍摄随笔集《疾病的隐喻》封面。“我认识苏珊时，她需要一张宣传照，我做了准备，读了她的《恩主》。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但觉得这本书不可思议，觉得她是个活在想法中的人。她很了解自己，很自信，就好像不需要摄影师一样，她可以自己拍自己，让我感到很惊讶。同时，她好像决定要了解我。”

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安妮和桑塔格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她们俩一起参加聚会，有人还看到她们在一家午夜夜总会跳舞。此后，两人搬进纽约同一栋公寓大楼，她们不住一起，而是毗邻而居，彼此能看得见对方房间的风景。她们合用一个储藏室，安妮的公寓是个临时住处，桑塔格的公寓则是她的思想库。两名强悍的女性分享相似的生命历程，逐渐超越朋友层面，成为恋人。“我建立这种关系，希望能接近伟大，提升我作品的水平。”

安妮是一名拥有高调摄影对象的高调摄影师，但80年代后期，她感觉自己的创造性“枯竭”了，转向桑塔格寻求自信。“我以前一直有这种优越感。我是那个来自摇滚杂志的坏女孩，我的优势似乎有点在剥落。是桑塔格告诉我，她认为我能行”。

桑塔格对安妮有时很严厉，但安妮坚持了下来。“苏珊希望我拍更多严肃主题。”1990年，安妮准备自己阶段回顾展时，发现那些早期的报道图片对她来讲最有价值，她希望可以再次走出去，重新见证历史。

1993年，桑塔格非常关心萨拉热窝战争，想让安妮随行去拍照，这便回到了安妮早年用小照相机拍摄系列照片的起点，不带一大堆工作人员，只与那个地方和情景产生内在关系。“刚到那里，他们会建议你先去太平间，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是战争，一切都成了赤裸裸的生死问题，一切都很乱，没有什么生死的节奏，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的一些作品又回到了过去的视角。我从萨拉热窝回来以后，马上要给芭芭拉·史翠珊拍照，突然之间，史翠珊就显得不重要了……”

90年代末，桑塔格得了癌症时，弥留的日子，安妮随她跑遍天涯海角，留下一代女知识分子生前最后几年的动人身影。“桑塔格的病中照片呈现了死亡的残酷，也展现了勇气的面相。艺术应该超越个人情感”，此后，两人还共同著作了《女人》一书。

安妮拼命地工作，50岁时，她突然意识到：“天哪，我忘了生孩子。”2001年，52岁的她用捐赠精子生下大女儿，怀孕期间，她全裸出镜，病房里的桑塔格帮她按下了镜头。四年后，代孕母亲又为她生下一对双胞胎。

2004年12月8日，桑塔格去世。回忆桑塔格，安妮便会哽咽：“我经历了所有情感的精神上的痛苦，现在我终于可以很好地面对。我并没有双重生活，我的照片记录的就是我的人生。我和我的作品建立了一生最深厚的感情，我希望死去时，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些慰藉。”

Between sleeping and waking, earth does not revolve, and slow turns the life of meagre timbre of dullest breath.

Between birth and dying, some lovely moments grow, and sorrows not known until tomorrow, cloud the happy hours spent dreaming in the sun.

Between joy and consolation, no easy path, some flights of fancy, some colour, glourious old Hollywood, small comic England, black and white.

Between loving and hating, the real journey starts, let go the latter, embrace the former, then fall to heaven on a gentle smile.

Between waking and sleeping, the earth resumes its turn, the soft light fills the room, the nightly demons perish from the bed, and all humanity braves another day.

……

扬·提尔森: “爱美丽”是无心插柳

李乃清

古典、摇滚；安谧、暴烈；童真、沧桑。

扬·提尔森（Yann Tiersen），其人其乐，玲珑多面。

6月23日是扬的生日，年近不惑的他，身穿蓝白格子T恤，坐在上海音乐厅的台阶上，出神地望着玫瑰色的落日余晖，一场名为“天使爱美丽”的音乐会即将开演。

许多乐迷因为这部烂漫的电影喜欢上扬，但在现场，这位藏身幕后作嫁配乐的法国音乐奇才，转身变为摇滚乐队主脑，时而背上电吉他凝神拨弹，时而扬起小提琴琴弓飙奏，在贝斯、鼓、马特诺琴等器乐伙伴的默契衬托下，堆积出爆炸能量的狂野，掀起台下迭迭高潮。

在扬的“撒泼”激奏下，最后一曲“爱美丽”褪却纯真之色，也跋扈起来，令现场观众血脉贲张，近乎“内伤”。“《天使爱美丽》上映后我们去巡演，观众全都眼巴巴地等着听‘爱美丽’，而不是等着听我，真是无聊透了！”

扬出生于法国傍海城市布勒斯特，6岁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学生时代迷上The Stooges和Joy Division等后朋克乐队，“他们的音乐发自本能，忽略技艺，却能从中收获快感。”在这些作品影响下，扬萌生“叛逆”心态，最终在古典乐道路上拐了弯。

“为了保持创作激情，艺术家不应该将自己局限在所谓的‘领域’和‘风格’中。十几岁刚做音乐时，我加入的是摇滚乐队。当我发行了最初几张专辑后，必须避开摇滚，通过其他乐器去寻找新灵感，因为我太习惯用吉他写歌的传统模式了。因此，我开始用小提琴和玩具钢琴来写歌，换种方式做摇滚。这以后，我又要回过头去，重新接上吉他的电源。事实上，用这些传统乐器创作新东西，更有挑战！”

这一回，扬又亮出小提琴独奏的杀手锏，经典作品“Sur Le Fil”让人再次见识了他的古典功底，浑身抽搐的扬用这把锋利的武器，把现场震得人仰马翻。“我喜欢玩，我需要刺激，必须不断分泌肾上腺素、才可以获取能量。一开始，我就拿着小提琴‘干坏事’，对我来说，自由自在去发掘新乐器和新玩法是件很自然的事。”

对扬而言，电影配乐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体验。“我并不擅长按照传统方法来配乐，也不认为画面和音乐之间有什么联系。音乐是很抽象的东西，它不是语言，你没法把图像翻译成音乐。我只是写音乐，而它碰巧和电影很般配罢了。”

《天使爱美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一次驾车途中偶然听到扬的音乐，为之吸引，找他配乐。“我当时正忙于制作新专辑《缺席者》，我告诉他，我没有太多时间，他开始从我先前的专辑中搜索音乐素材，我只为他写了三首。”除却钢琴、手风琴、小提琴等传统乐器，扬采用玩具钢琴和打字机这些“小玩意儿”作为配器，为电影的童话基调铺陈染色，梦幻背景深得人心，电影上映后，原声碟连续多个星期名列销售榜首，2002年上半年获得金唱片奖。“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游戏，我经常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钟情于某种乐器，这是种直觉，我试图发掘出最合适的那一款。”

全法巡演后，2003年，扬为德国电影《再见，列宁》录制配乐。这次，他采用大段钢琴独奏，斑驳恍惚的童年往事，在黑白琴键的交错起落中缓缓展开，间或的童声合唱，清新而忧伤，被蒙上一层迷离的味道。在扬的演绎下，整个配乐独立成一首关于回忆的美丽诗篇。

2008年，皮埃尔·马塞尔拍摄纪录片《塔巴里》，以纪念“法国帆船之父”埃里克·塔巴里，扬的配乐浸润着大海的气息。“刚开始接下这份活，我就遇上了麻烦，片中有许多赛船场面，怎么配乐？导演说怎么干都行！所以我忘掉画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主人公身上，用音乐来描绘他。渐渐地，我感到和他的心如此接近，我和塔巴里都生于布列塔尼半岛；死前那天，他在这座岛上享用了最后的晚餐，而我在同一座岛上买了房子，真是太神奇了！”

Vitas:妖得狠！

文／李乃清

维塔斯（VITAS）帅得残忍，配上眼神，更是妖得狠！有男性同胞承认，看他演唱，曾有瞬间怀疑自己的性取向。

5月3日晚，上海体育馆，幽幽蓝光，雷声轰鸣，VITAS几个字母烈焰般高挂舞台，本已烧得不轻的V迷们，被这片红字，惹得焦躁。

传言，2007年维塔斯首次来沪，票价被炒到5000元。伴随“声碎灯泡”、“5个八度”等传言，有人带着灯泡去现场试验，有人拉起横幅要求印证“5个八度”；半年后，维塔斯重回上海，现场热情亲吻女歌迷，成功走上亲民路线；此次“今夜无人入睡”演唱会，作为中国观众的老客人，为了留守神秘光环，维塔斯坚持拒绝媒体采访的惯例。

“另类的现实，众人皆想目睹；这个另类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伴随首曲《幻想》开场白，一团黑布移上台，揭幕——维塔斯顶着头盔，以红色太空服亮相，歌曲至半，他才掀起头盖，那张甜邪的脸，惊起“哇”声一片，确乎诠释着“左眼带毒/右眼带泪”的诡美旋律。

维塔斯的造型眩目多变，从白色亮装、V字黑色西装，到黄袍加身的鞑靼王子。他用多国语言演唱，除却母语《鹤之泣》等招牌曲目、意大利语《我的太阳》等，维塔斯还准备了俄文版的《大海啊，故乡》和中文演唱的《青藏高原》，与场内观众的互动高潮迭起。期间，他多次用重音不准的中文表达谢意：“我爱你-们，你-们真棒！”

维塔斯1981年2月19日出生在拉脱维亚，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时装设计师。2岁时，祖父送给他一台手风琴，童年时，他就跟着祖父玩一些表演和唱歌的游戏，在乌克兰境内的敖德萨业余演出，十几岁时进入敖德萨音乐学院，被院长惊叹为“天赐的礼物”。

维塔斯的经纪人谢尔盖·普多夫金是他的伯乐。当年，因工作关系，普多夫金前往敖德萨，朋友建议他去当地的“喜剧和哑剧剧院”，恰巧维塔斯当时在演出，他在台上变换各种造型：从男到女，从小姑娘到老太太，从美丽纯净到丑恶狰狞，普多夫金慨叹自己“发现了天才”。很快，维塔斯随其来到莫斯科，正式登上俄罗斯乐坛。

2000年，年仅19岁的维塔斯在克里姆林宫演唱，反响空前，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流行巨星。“俄罗斯音乐教母”普加乔娃听了他的《歌剧2》后万分激动：“我流泪了，无论是为了音乐，还是为了他的表演！”

除却绝美高音，维塔斯的舞台表演也令人惊艳，他爱抹鲜亮的口红，穿自己设计的华丽服饰，展现各式奇诡的表演。在高音唱到一半时他会猛然关掉话筒，让自己的声音戛然而止；一次演唱《歌剧2》，他甚至单手抓住秋千悬吊空中。

2007年3月，维塔斯筹备三年之久的主题演唱会“回家”在圣彼得堡冬宫登场，观众逾11000人，随后在俄罗斯各大城市及乌克兰等国的巡演掀起购票狂潮。为推广新专辑，维塔斯又在全球展开了出道7年来的大型回顾巡演，早前MV中长着鱼鳃的鬼魅外星人，蜕变为衣冠楚楚的俊朗王子。

此次现场，维塔斯换上巫师斗篷装，模仿起巴罗克时期的阉伶歌手唱腔，再度吼起《拉美莫尔的露琪娅》。在吕克·贝松《第五元素》中，这首歌由外星人演唱，电影里的歌声经数字模拟而得，曾被发烧友捧为测试音响设备的天碟。维塔斯的高音再次挑战了观众的听觉神经，他那深紫色的喇叭领，就像个卫星接收器，招来了天上的灵。或许是发功太猛，他连连抹汗，这么个动作，多少印证，他还属于凡间。

在歌迷近似海豚音的尖叫挽留下，维塔斯两次返场。最后，他提着只神秘宝箱，踩着鼓点回到台上。当他从手提箱中取出黑红相间的围巾时，全场沸腾——成名曲《歌剧2》中难辨雌雄的高音，令V教徒们目眩神迷……

（郑重感谢瑶瑶同学的赠票，让我带着阿爸一同见识了美妖男）

费尔南德斯  整形过的梦

文/拾玖  图/ Gary Fernández

“我的作品概念非常重要，形式是其次的，这就像一个整形过的梦、一张转型后的照片。”

西班牙时尚设计新锐盖里·费尔南德斯（Gary Fernández）是一位游历全球的平面设计师和插画作者，曾与Coca-Cola、Nokia、Volkswagen、MTV等多家知名品牌合作，并为Illustration、Nylon、D-mode与Computer Arts等先锋杂志和书刊绘制插图，其作品充满魔幻魅力，备受时尚媒介推崇。

“1年半之前，我住在西班牙马德里，后来去了加拿大，随之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30小时后，我来到这里——上海。”此次来华，费尔南德斯在西班牙驻沪领馆文化处做了一场名为“结识”的专题讲座，并以“驻场创意人”身份在上海意工场逗留了两星期，展出其最新插画系列，进行独具特色的T-恤设计与特色灯箱制作，并与本土艺术家携手创作一幅15平米的巨幅壁画，在互动中探索元素的运用。“我能从中国艺术家那些静态作品中看到动态。”

费尔南德斯曾从事过包括平面、橱窗、工业设计等不同种类的广告设计，目前还经营起了自建T恤品牌VelvetBanana，2007年为美国“骆驼牌”香烟设计的包装是他的第一个商业广告作品。“能在街道、商场、电视上随时看到自己的作品，确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尤其是街上那些巨幅海报，映入眼帘时令我特别激动。”但是，从事商业广告设计提供的创作时间总是很仓促，“有时候甚至要在两天之内完成，做久之后，我也会觉得无聊。毕竟我自己喜欢那些精致、细节的东西，我希望把细节发挥到极致。”

2008年，费尔南德斯受邀为Microsoft公司Zune播放器设计Zune Originals“圣瓦伦丁”系列的限量版外观插图，用户可以免费定制这些个性化图案并激光雕刻在播放器表面。“我的作品中，鸟经常出现，因为配合情人节主题，我的插画还添加了射箭的天使和各种乐器，它们都被设计成了心的形状。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我不想把个人和商业的东西完全分开，一些大牌的公司给了我自由的创作空间。在我看来，商业只是个传播途径，这个设计统一了商业和艺术两个看似冲突的方面。”

1年半之前，费尔南德斯出版了一本插画小说，他将这本实验性小书设计成了类似手风琴风箱的模样，书中的插画则富于拉美魔幻风。“我崇拜那些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我从不尝试模仿，我们不必关注别人在做什么，或者考虑怎样形成风格。当你打破想象的屏障，你就找到了自己的表达语汇，风格自然形成，就像你的签名一样。”

在费尔南德斯的一系列作品中，有幅插画极具戏剧冲突感，画中有几只脑袋长成喇叭形状的狗。“街头一直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在智利街头，我看到很多流浪狗，还有不少音乐艺人，所以我将他们两者融合在了一起。我想把场景转换一下，化解原先的悲伤。”

“我不喜欢真实的东西，如果需要那些，我拍个照片不就可以了吗？我喜欢细节和色彩，然后把那些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的。我在创作中尝试去元素化，在有机和无机中进行转换。比如，头上长角的兔子、形状像云彩一样的玻璃、树不是长出须根，我给它们接了管子。”

现场有人提议：“如果给这些插画设计配些音乐背景，你推荐怎样的音乐？”

“说实话，我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时感觉音乐也是可见的，仿佛映入眼帘似的。或许……我会用Coco Rosie的音乐做背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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