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白

扬·提尔森: “爱美丽”是无心插柳

李乃清

古典、摇滚；安谧、暴烈；童真、沧桑。

扬·提尔森（Yann Tiersen），其人其乐，玲珑多面。

6月23日是扬的生日，年近不惑的他，身穿蓝白格子T恤，坐在上海音乐厅的台阶上，出神地望着玫瑰色的落日余晖，一场名为“天使爱美丽”的音乐会即将开演。

许多乐迷因为这部烂漫的电影喜欢上扬，但在现场，这位藏身幕后作嫁配乐的法国音乐奇才，转身变为摇滚乐队主脑，时而背上电吉他凝神拨弹，时而扬起小提琴琴弓飙奏，在贝斯、鼓、马特诺琴等器乐伙伴的默契衬托下，堆积出爆炸能量的狂野，掀起台下迭迭高潮。

在扬的“撒泼”激奏下，最后一曲“爱美丽”褪却纯真之色，也跋扈起来，令现场观众血脉贲张，近乎“内伤”。“《天使爱美丽》上映后我们去巡演，观众全都眼巴巴地等着听‘爱美丽’，而不是等着听我，真是无聊透了！”

扬出生于法国傍海城市布勒斯特，6岁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学生时代迷上The Stooges和Joy Division等后朋克乐队，“他们的音乐发自本能，忽略技艺，却能从中收获快感。”在这些作品影响下，扬萌生“叛逆”心态，最终在古典乐道路上拐了弯。

“为了保持创作激情，艺术家不应该将自己局限在所谓的‘领域’和‘风格’中。十几岁刚做音乐时，我加入的是摇滚乐队。当我发行了最初几张专辑后，必须避开摇滚，通过其他乐器去寻找新灵感，因为我太习惯用吉他写歌的传统模式了。因此，我开始用小提琴和玩具钢琴来写歌，换种方式做摇滚。这以后，我又要回过头去，重新接上吉他的电源。事实上，用这些传统乐器创作新东西，更有挑战！”

这一回，扬又亮出小提琴独奏的杀手锏，经典作品“Sur Le Fil”让人再次见识了他的古典功底，浑身抽搐的扬用这把锋利的武器，把现场震得人仰马翻。“我喜欢玩，我需要刺激，必须不断分泌肾上腺素、才可以获取能量。一开始，我就拿着小提琴‘干坏事’，对我来说，自由自在去发掘新乐器和新玩法是件很自然的事。”

对扬而言，电影配乐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体验。“我并不擅长按照传统方法来配乐，也不认为画面和音乐之间有什么联系。音乐是很抽象的东西，它不是语言，你没法把图像翻译成音乐。我只是写音乐，而它碰巧和电影很般配罢了。”

《天使爱美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一次驾车途中偶然听到扬的音乐，为之吸引，找他配乐。“我当时正忙于制作新专辑《缺席者》，我告诉他，我没有太多时间，他开始从我先前的专辑中搜索音乐素材，我只为他写了三首。”除却钢琴、手风琴、小提琴等传统乐器，扬采用玩具钢琴和打字机这些“小玩意儿”作为配器，为电影的童话基调铺陈染色，梦幻背景深得人心，电影上映后，原声碟连续多个星期名列销售榜首，2002年上半年获得金唱片奖。“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游戏，我经常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钟情于某种乐器，这是种直觉，我试图发掘出最合适的那一款。”

全法巡演后，2003年，扬为德国电影《再见，列宁》录制配乐。这次，他采用大段钢琴独奏，斑驳恍惚的童年往事，在黑白琴键的交错起落中缓缓展开，间或的童声合唱，清新而忧伤，被蒙上一层迷离的味道。在扬的演绎下，整个配乐独立成一首关于回忆的美丽诗篇。

2008年，皮埃尔·马塞尔拍摄纪录片《塔巴里》，以纪念“法国帆船之父”埃里克·塔巴里，扬的配乐浸润着大海的气息。“刚开始接下这份活，我就遇上了麻烦，片中有许多赛船场面，怎么配乐？导演说怎么干都行！所以我忘掉画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主人公身上，用音乐来描绘他。渐渐地，我感到和他的心如此接近，我和塔巴里都生于布列塔尼半岛；死前那天，他在这座岛上享用了最后的晚餐，而我在同一座岛上买了房子，真是太神奇了！”

Vitas:妖得狠！

文／李乃清

维塔斯（VITAS）帅得残忍，配上眼神，更是妖得狠！有男性同胞承认，看他演唱，曾有瞬间怀疑自己的性取向。

5月3日晚，上海体育馆，幽幽蓝光，雷声轰鸣，VITAS几个字母烈焰般高挂舞台，本已烧得不轻的V迷们，被这片红字，惹得焦躁。

传言，2007年维塔斯首次来沪，票价被炒到5000元。伴随“声碎灯泡”、“5个八度”等传言，有人带着灯泡去现场试验，有人拉起横幅要求印证“5个八度”；半年后，维塔斯重回上海，现场热情亲吻女歌迷，成功走上亲民路线；此次“今夜无人入睡”演唱会，作为中国观众的老客人，为了留守神秘光环，维塔斯坚持拒绝媒体采访的惯例。

“另类的现实，众人皆想目睹；这个另类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伴随首曲《幻想》开场白，一团黑布移上台，揭幕——维塔斯顶着头盔，以红色太空服亮相，歌曲至半，他才掀起头盖，那张甜邪的脸，惊起“哇”声一片，确乎诠释着“左眼带毒/右眼带泪”的诡美旋律。

维塔斯的造型眩目多变，从白色亮装、V字黑色西装，到黄袍加身的鞑靼王子。他用多国语言演唱，除却母语《鹤之泣》等招牌曲目、意大利语《我的太阳》等，维塔斯还准备了俄文版的《大海啊，故乡》和中文演唱的《青藏高原》，与场内观众的互动高潮迭起。期间，他多次用重音不准的中文表达谢意：“我爱你-们，你-们真棒！”

维塔斯1981年2月19日出生在拉脱维亚，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时装设计师。2岁时，祖父送给他一台手风琴，童年时，他就跟着祖父玩一些表演和唱歌的游戏，在乌克兰境内的敖德萨业余演出，十几岁时进入敖德萨音乐学院，被院长惊叹为“天赐的礼物”。

维塔斯的经纪人谢尔盖·普多夫金是他的伯乐。当年，因工作关系，普多夫金前往敖德萨，朋友建议他去当地的“喜剧和哑剧剧院”，恰巧维塔斯当时在演出，他在台上变换各种造型：从男到女，从小姑娘到老太太，从美丽纯净到丑恶狰狞，普多夫金慨叹自己“发现了天才”。很快，维塔斯随其来到莫斯科，正式登上俄罗斯乐坛。

2000年，年仅19岁的维塔斯在克里姆林宫演唱，反响空前，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流行巨星。“俄罗斯音乐教母”普加乔娃听了他的《歌剧2》后万分激动：“我流泪了，无论是为了音乐，还是为了他的表演！”

除却绝美高音，维塔斯的舞台表演也令人惊艳，他爱抹鲜亮的口红，穿自己设计的华丽服饰，展现各式奇诡的表演。在高音唱到一半时他会猛然关掉话筒，让自己的声音戛然而止；一次演唱《歌剧2》，他甚至单手抓住秋千悬吊空中。

2007年3月，维塔斯筹备三年之久的主题演唱会“回家”在圣彼得堡冬宫登场，观众逾11000人，随后在俄罗斯各大城市及乌克兰等国的巡演掀起购票狂潮。为推广新专辑，维塔斯又在全球展开了出道7年来的大型回顾巡演，早前MV中长着鱼鳃的鬼魅外星人，蜕变为衣冠楚楚的俊朗王子。

此次现场，维塔斯换上巫师斗篷装，模仿起巴罗克时期的阉伶歌手唱腔，再度吼起《拉美莫尔的露琪娅》。在吕克·贝松《第五元素》中，这首歌由外星人演唱，电影里的歌声经数字模拟而得，曾被发烧友捧为测试音响设备的天碟。维塔斯的高音再次挑战了观众的听觉神经，他那深紫色的喇叭领，就像个卫星接收器，招来了天上的灵。或许是发功太猛，他连连抹汗，这么个动作，多少印证，他还属于凡间。

在歌迷近似海豚音的尖叫挽留下，维塔斯两次返场。最后，他提着只神秘宝箱，踩着鼓点回到台上。当他从手提箱中取出黑红相间的围巾时，全场沸腾——成名曲《歌剧2》中难辨雌雄的高音，令V教徒们目眩神迷……

（郑重感谢瑶瑶同学的赠票，让我带着阿爸一同见识了美妖男）

费尔南德斯  整形过的梦

文/拾玖  图/ Gary Fernández

“我的作品概念非常重要，形式是其次的，这就像一个整形过的梦、一张转型后的照片。”

西班牙时尚设计新锐盖里·费尔南德斯（Gary Fernández）是一位游历全球的平面设计师和插画作者，曾与Coca-Cola、Nokia、Volkswagen、MTV等多家知名品牌合作，并为Illustration、Nylon、D-mode与Computer Arts等先锋杂志和书刊绘制插图，其作品充满魔幻魅力，备受时尚媒介推崇。

“1年半之前，我住在西班牙马德里，后来去了加拿大，随之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30小时后，我来到这里——上海。”此次来华，费尔南德斯在西班牙驻沪领馆文化处做了一场名为“结识”的专题讲座，并以“驻场创意人”身份在上海意工场逗留了两星期，展出其最新插画系列，进行独具特色的T-恤设计与特色灯箱制作，并与本土艺术家携手创作一幅15平米的巨幅壁画，在互动中探索元素的运用。“我能从中国艺术家那些静态作品中看到动态。”

费尔南德斯曾从事过包括平面、橱窗、工业设计等不同种类的广告设计，目前还经营起了自建T恤品牌VelvetBanana，2007年为美国“骆驼牌”香烟设计的包装是他的第一个商业广告作品。“能在街道、商场、电视上随时看到自己的作品，确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尤其是街上那些巨幅海报，映入眼帘时令我特别激动。”但是，从事商业广告设计提供的创作时间总是很仓促，“有时候甚至要在两天之内完成，做久之后，我也会觉得无聊。毕竟我自己喜欢那些精致、细节的东西，我希望把细节发挥到极致。”

2008年，费尔南德斯受邀为Microsoft公司Zune播放器设计Zune Originals“圣瓦伦丁”系列的限量版外观插图，用户可以免费定制这些个性化图案并激光雕刻在播放器表面。“我的作品中，鸟经常出现，因为配合情人节主题，我的插画还添加了射箭的天使和各种乐器，它们都被设计成了心的形状。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我不想把个人和商业的东西完全分开，一些大牌的公司给了我自由的创作空间。在我看来，商业只是个传播途径，这个设计统一了商业和艺术两个看似冲突的方面。”

1年半之前，费尔南德斯出版了一本插画小说，他将这本实验性小书设计成了类似手风琴风箱的模样，书中的插画则富于拉美魔幻风。“我崇拜那些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我从不尝试模仿，我们不必关注别人在做什么，或者考虑怎样形成风格。当你打破想象的屏障，你就找到了自己的表达语汇，风格自然形成，就像你的签名一样。”

在费尔南德斯的一系列作品中，有幅插画极具戏剧冲突感，画中有几只脑袋长成喇叭形状的狗。“街头一直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在智利街头，我看到很多流浪狗，还有不少音乐艺人，所以我将他们两者融合在了一起。我想把场景转换一下，化解原先的悲伤。”

“我不喜欢真实的东西，如果需要那些，我拍个照片不就可以了吗？我喜欢细节和色彩，然后把那些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的。我在创作中尝试去元素化，在有机和无机中进行转换。比如，头上长角的兔子、形状像云彩一样的玻璃、树不是长出须根，我给它们接了管子。”

现场有人提议：“如果给这些插画设计配些音乐背景，你推荐怎样的音乐？”

“说实话，我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时感觉音乐也是可见的，仿佛映入眼帘似的。或许……我会用Coco Rosie的音乐做背景吧！”

（更多图片在相册）

柏林电影节：导演尚嫩，影帝已老

文/李乃清

北京时间2月15日凌晨，第59届柏林电影节落下帷幕。

今年，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由英国女影星蒂尔达·斯温顿（Tilda Swinton）担任，评委会由来自英、美、瑞典和布基纳法索等国7名国际评委组成，他们决议将奖项授予那些在政治诉求与诗意形式之间取得平衡的电影作品。

为期10天的电影节中，来自世界各国的18部影片参与角逐最高奖项金熊奖，最后，女导演克劳迪娅·洛萨（Claudia Llosa）执导的秘鲁与西班牙合拍片《悲伤的乳汁》（The Milk of Sorrow）击败《朗读者》、《电光冷雾中》等强劲对手，夺下最佳影片金熊奖。

乌拉圭影片《暗恋》和德国影片《其他人》分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前者还夺得了最佳处女作奖和阿尔弗莱德奖（敢斗奖）；后者主演布里奇特·米尼玛亚（Birgit Minichmayr）摘得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最佳男演员银熊奖授予《伦敦河》主演索迪奇·库亚提（Sotigui Kouyaté）；最佳导演银熊奖授予伊朗影片《关于伊丽》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曾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人鬼情未了》等多部名作配乐的法国电影音乐大师莫里斯·雅尔（Maurice Jarre）获颁终身成就奖。

作为竞赛单元中唯一的华语片，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没能延续《霸王别姬》的辉煌，被德国影人打出2.4分的中档评价，最终无缘奖项。

（影后Birgit Minichmayr）

    金熊最年轻的猎人

“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奖项，它属于我们的国家秘鲁；我们需要这座奖杯，让世界知道我们的电影！”捧得金熊的洛萨兴奋不已。

年仅33岁的洛萨是历年获得金熊奖影片的导演中最年轻的一位。《悲伤的乳汁》仅仅是她导演的第二部长片，首次入围三大电影节，也是第一部参加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秘鲁影片。继上届巴西电影《精锐部队》（The Elite Squad）摘得金熊后，这次的胜出，可谓拉美电影连续“扬威”柏林的标志。

洛萨1976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1998年获得电影导演专业学士学位，曾先后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和美国纽约进修，并在马德里获得影视剧本创作专业硕士学位。

洛萨导演的处女作《玛黛努莎》（Madeinusa），是一部讲述秘鲁山区妇女悲惨历史的影片，曾入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荣获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费比西奖，该片主演玛加丽·索勒因在该片中的出色表现曾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电影节夺得影后桂冠。

这回拍摄《悲伤的乳汁》，洛萨再次启用爱将索勒，沿袭《玛黛努莎》的秘鲁题材，将镜头对准了数十年暴力战乱背景下的瘟疫大爆发。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故事围绕一个名叫法斯塔的女人的遭遇展开。在战乱肆虐暴力横行的秘鲁，法斯塔的母亲得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绝命乳房”的怪病突然死去，法斯塔也感染了这个传染性瘟疫，然而，不知情的她在母乳喂养孩子的过程中，不幸将这种疾病蔓延开来，于是造成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

政治、人性的黑暗、亲情的折磨……这部影片几乎包含了柏林电影节最爱的一切。凭借优美而富于震撼力的超现实镜头，加之充满人性关怀的题材，该片打败了众多大师级名导，最终擒得金熊奖。

黑影帝的非洲寓言

来自西非的库亚提，从另一位非洲同胞、评委之一的加斯顿·卡伯手里接过影帝银熊奖杯，向观众脱帽致谢。这个瞬间，将被载入非洲电影的史册。

此前，由于腿脚不便，年逾古稀的库亚提走过红毯后就坐上轮椅，一直坐到颁奖台上。这位黑人影帝用带有浓厚南部口音的法语致辞，多次感谢他的非洲故土，并以寓言性的非洲故事向现场观众讲述了非洲文化。

“在我们非洲文化里，人说，给你一张嘴，两只耳朵，所以，要少说多听。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关于令自己变得更开放、更敏锐，从而改善我们的交流。政治家的演说是一种交流和对话，但这些更多是为了经济利益，并非和人有关。如果你不倾听，交流无法建立，人们总是封闭自己，不愿互相倾听，即使他们住在同一个国家。人人都局限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所以助长了不良的排外主义。当人们冒险离开自己的国家，当局却视而不见。”

早在2000年，库亚提就与名导拉契得·波查拉（Rachid Bouchareb）合作过一部探索黑人种族歧视的寻根影片《小塞内加尔》，该片曾参与竞逐第51届柏林电影节。片中，库亚提饰演一位65岁的非洲老人亚隆，他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奴隶历史博物馆”工作已超过30年。即将退休之际，他决定去一趟美国，看看200年前被卖到新大陆的同胞们的后代。在纽约哈林区一个名叫“小塞内加尔”的街区，他目睹了当地黑人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

这次，由库亚提主演的《伦敦河》是波查拉继01年和04年后第三次参展，被评论界人士称为英国版的《世贸中心》，浓重的政治意味很符合柏林电影节的偏好。影片讲述了2005年7月伦敦遭遇恐怖袭击后，一些父母来到当地寻找自己子女的故事。片中，库亚提饰演一位焦急等候儿子音讯的法国穆斯林，在这部没有大场面的小成本制作中，他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把握显得尤为出彩。

库亚提1936年7月19日出生于马里，父母都是几内亚人，从小由布基纳人抚养长大。这位演唱部落史和家族史的西非歌舞艺人，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信使》誉为“舞台上的智者”。“首先，我是位叙事者，我的灵感和能量来自我所遇见的人们。我从没进过任何戏剧学校，除非你将街头算做学校，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课堂。年轻时，一位戏剧界朋友曾多次找过我，希望我为他的剧目出演角色，然而，我根本就没想过那回事，当时我还是布基纳法索的国家足球队队员。”

早年受到彼德·布鲁克（Peter Brook）邀请，他曾在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扮演过普洛斯彼罗，这是一位欧洲导演首次启用一名黑人饰演普洛斯彼罗。布鲁克评价道：“库亚提的想象力被一种独特的文化滋养着，在那里，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没有明晰界限。”

“在我们非洲文化中，大自然在人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你的灵魂最先是一棵树的化身，然后是一种动物，随后才是人，有些人名甚至以树命名。我们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有生命，不幸的是，人类越来越自我中心，认为自己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

现在，库亚提和他的孩子们在布基纳法索第二大城市博博迪乌拉索设立了一个文化中心。“这是为了抗争非洲文化所受到的威胁，当时我将它建在父亲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大庭院里，今天，你可以在那里学习非洲音乐、绘画，以及打击乐器，同时我们还邀请外国画家来上课，以后还将增设一些电脑培训课程。我希望建立一所大学，在那里我们能通过学习交流，保存和发展非洲的传统文化。”

“非洲是广阔美丽的，我一直试图用语言去叙述它的魅力，我们这些民间艺人的责任就是鼓励西方更多了解和欣赏非洲。事实上，很多非洲人自己也不了解这片神奇的土地，我们有句谚语，当你感觉前路茫茫，那么，只要记得你来自何方。”

文/李乃清

“我该放弃吗／还是继续追逐这幻梦／即使注定没有结局……”

忧伤的歌，换来了令人欣喜的结局。

英国新生代创作歌手阿黛尔（Adele），在第51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捧获今年“最佳新人”与“最佳流行女歌手”两项大奖。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人奖争夺中，年仅20岁的阿黛尔战胜了知名度远在其上的英国同胞达菲（Duffy）以及呼声极高的美国偶像组合“乔纳斯兄弟”(The Jonas Brothers)。

“我忍不住要哭了，感谢我的妈妈，她远在伦敦，我真想和她分享这一刻！感谢好友达菲，你的歌太棒了！还有乔纳斯兄弟，我爱你们！”阿黛尔喜极而泣，糊了她的烟熏妆。

凭借这首《爱情迷踪》（Chasing Pavements），阿黛尔之前共获得包括“年度最佳单曲”和“年度最佳专辑”在内四项格莱美提名。彩排现场，这位“英伦胖妞”显得有些紧张，唱完一遍自己的成名曲，连叫“太糟了！”，漏出的半个脏字让人爱上了她的憨率。（原句：I fucked that one up）

阿黛尔·劳拉·布鲁·奥丁克斯（Adele Laurie Blue Adkins），1988年5月出生于人种多元、以工人阶层为主的伦敦北部，由一位设计家具的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和同龄人一样，这个伦敦“80后”崇拜过流行乐坛的“后街男孩”、“辣妹组合”、“小甜甜布莱尼”等人，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踏上明星之路。“签下唱片合同之前，我从没妄想过成为歌星。”

14岁拿起麦克风，阿黛尔对唱歌逐步建立了信心。“我自学唱歌，从很多歌手那里汲取营养，埃拉·菲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的节奏感，埃特·詹姆斯（Etta James）的热情，以及罗伯特·弗莱克（Roberta Flack）的控制力。”

埃特·詹姆斯的音乐给了她众多灵感。“一见到她的亚麻色头发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猫眼，我就被迷住了。先前我从来没听过她的歌，我买下了那张唱片，发誓永远不给其他人，当我听到埃特·詹姆斯的歌声，有种欲仙欲死的感觉，她实在太神奇了！”

与那些一夜成名的“美国偶像”不同，对唱片业一窍不通的阿黛尔当年只是在自己的My Space上传了一首单曲。《爱情迷踪》是首自传作品，内容关于阿黛尔和她的前男友。当晚，两人在伦敦的小店吵了一架，阿黛尔夺门而出，跑到牛津街上。“我讨厌这种互相折磨的争吵，所以选择离开，但他没有跟上来。我在人行道上奔跑，脑子里一直在想，你要去哪里？你在干什么？你只是在追逐一个爱情的幻影……于是，我直接回了家，写下了这首歌。”

19岁的她，用一把既绵润又浑厚的嗓子，唱出了三倍于她实际年龄的感触，以人性的温暖、真诚，征服了无数挑剔的耳朵。“当我试图写些虚构的东西，或者别人的故事，我总是做得不太好。我必须深信自己歌中所唱的内容，只有这样你才能让听众信任我，我不是那种矛盾体，我是可亲近的，任何人过来和我打招呼，我总会热情回应他们。”

首张专辑《19》中的12首歌曲，混合了蓝调、爵士、民谣、电子乐等多种元素，都由阿黛尔一手负责创作和吉他弹奏，用她的话说，是一张“调配各种人生况味的灵魂乐”。唱片正式推出前已摘得“英国乐评人大奖”，推出后荣登“英国金榜No.1冠军专辑”，阿黛尔也成为“全英音乐奖最佳潜力新人”。这个独立、勤奋的欧洲女孩，玩着自制的流行曲，向美国乐坛进军，平步青云走上了格莱美的奖台。

跟那些曼妙的美少女歌星相比，阿黛尔的身材可谓“重量级”，但她从不避讳此话题：“我热爱美食，讨厌锻炼，事实上，我并不在乎体重，我不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我只是一个歌手，我又不是要上《花花公子》的封面，我要上的是《滚石》封面！”

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专访德国纪录片导演乌里克·弗兰克与迈克尔·吕肯

李乃清

 摄影／沈煜

“他们怎么来的？我们一点儿也没察觉，他们突然出现了，就像蚂蚁一样，越聚越多。”

德国多特蒙德市，造价6.5亿欧元的“帝座”曾是世上最先进的炼焦厂，投产8年后于2000年熄炉停产。2003年初，山东兖矿集团以6000万欧元买下“帝座”全部技术专利，并以每吨15欧元的价格购入该厂所有设备。

紧接着，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拆迁整座炼焦厂，将其运往中国。在两位留守“帝座”的德国老工人眼里，这群“蚂蚁”的工作热情令人惊诧：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居然一年半就完成了……

2003年至2004年间，德国导演乌里克·弗兰克(Ulrike Franke)与迈克尔·吕肯(Michael Loeken)跟踪拍摄了整个拆迁过程，2006年完成纪录片《输家赢家》。2007年，该片夺得芝加哥国际纪录片节至尊荣誉大奖、休斯敦WorldFest外语片金奖、加拿大Hotdocs最佳国际纪录长片等数项大奖。10月13日晚，“真实中国·影院计划”重磅推出《输家赢家》，两位导演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把德国工厂装进中国箱子

弗兰克和吕肯是鲁尔工业区土生土长的纪录片人，夫妇二人是一对默契的工作搭档。

2003年春，一个迷你中国城空投般出现在他们家乡，吸引了两人注意。“这些中国工人住在集装箱临时搭建的房子里，里面有自己的办公室，给人感觉像个微观小宇宙，非常奇特。”

嗅着炼焦厂气味长大的弗兰克，闻听“帝座”被中国人收购，立刻意识到，“两种迥异文化将在这片厂区相遇，那将是奇特而有趣的，但也是严肃且悲伤的，戏剧究竟会如何上演，人们却无从设想。我们相信，通过他们的‘小故事’，人们将看到这个大时代的面貌。”

弗兰克和吕肯以最快的速度加入工厂的日常运作，熟悉德国工人的工作和习惯，随后尝试与中国工人接触，初始时他们被误认为监工，但不久后，信任代替了疑虑，中国人接纳了这两名“额外”德国人和他们的摄影机。

片中，面对操着简陋工具而来的中国人，德国工人莱纳和维纳存有习惯性的心理优势：他们建造了这座世上最现代化的工厂，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中国人的劳动安全意识令他们瞠目——无论工人还是领导，没人知道安全施工最基本的常识：厂区工地上，违规操作随处可见；室内室外、电线垂陈，然而中国工人却穿梭其间，处之泰然。“谁接的电线？这怎么能行？！”莱纳抓着电线，激动地追问着。中国工人面面相觑，露出不解的笑容。

“你们这样是做不成的！”莱纳恼火而无奈。一名中国工程师立刻向他介绍起我们的“战绩”：“18年前，我们在慕尼黑拆卸了纯达普摩托车厂。1987年，我们在卡塞尔拆卸了AEG公司冰箱压缩机生产线。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志‘中机建设’，你懂中文吗？‘中’就是‘中心’的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把自己国家叫做‘世界的中心’，您下次在哪个地方看到这个标志，就会想到我们。”他拍了拍莱纳的肩，“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拆迁工厂，我们是有经验的！”

在莫书记的党委办公室，有一张汽车广告画，新旧两款奔驰迎面交错。莫书记说，这幅画有着“深刻而浪漫的寓意”：旧款奔驰好比德国，虽然稳固但已过时，新奔驰如同中国，它正迎头赶上，前途无限。

中国工人们带来两口大锅：一口用于煎炒烹炸，一口用于接收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它们被放置食堂，支撑起工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基本生活。“食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工人在这里吃喝，在我们看来，这里是他们获取能量的场所。我们通过一种‘互相兴趣法’与他们建立联系，比如，有的工人会自己跑到我们摄像机前，咦，这两个老外在做什么？展现出对我们的兴趣。几次沟通，我们彼此建立了信任，这个基础上，我们选出了几位主人公。”年轻的厨师希望回国后能立刻结婚，有了这一年半的收入，差不多够钱成家了；一名工人从会计那里支了些钱，他刚接到国内来信，重病的妻子因就医而举债，等他用在德国的工资还债，但即便这样也远远不够……

每星期，最出色的七名中国工人会被挂上红绸扎成的大花，照片被贴在食堂墙壁最醒目的位置，作为奖励。这令弗兰克无比好奇：“作为一名西德来的人，我对这些东西完全不知。”吕肯补充道：“大红花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中国工人努力向前走，希望有更好的生活，为自己、家庭、甚至国家在工作。可另一方面，他们需求这种被嘉奖，要做模范工人，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有些矛盾，是一种冲击。”

电视之外，这四百人还共用一部电话，过节时排起长队轮着跟亲人通话。吕肯捕捉到一个私密而动人的镜头：“那个男人当时打电话，我听到电话里传来‘爸爸、爸爸’的喊声，我们就紧接着问他，你是不是有孩子？孩子多大？为什么要这么远跑来工作？那工人回答我们，为了挣钱，让孩子将来有更好的生活，听到他的回答，当时我们心灵深受感动。片子在全世界公映，看到这个镜头时，很多人甚至掉了泪。因为这个镜头，他们会说，中国人不再是蚂蚁了，他们和我们有着一样的情怀。”

“帝座”消失的速度快得惊人，厂区日益空落，中国人真的把一切都搬走了。莱纳的神情有些伤感：“好了，再过几天，我就不需要早早爬起来了。”

莫书记对着镜头道出一个更大的心愿：“有朝一日中国人可以再来德国，把德国‘空中客车’的工厂买下搬回去，由中国来为全世界生产更大更好的飞机！”

中国工人终于换掉了蓝色工作服，他们把德国人的焦炭厂装进集装箱：“中国还落后德国很远，先不要提超过，如果能用100年达到德国现在的水平，那就足以让人自豪了！”大大小小的礼物已塞满箱子，驶出了迷你中国城，为了这一天，中国工人们已经在异国他乡辛劳了两年。

尾声字幕：“2006年，炼焦厂在中国重新投入生产。在中国另外两个地方也建起相似的工厂。炼焦厂卖给中国后，国际焦炭价格从50美金上涨到最高500美金一吨。由于世界范围内原料需求的增长，德国鲁尔区的人们在考虑：是否重新在自己国家生产焦炭。”

德国人的恐惧与中国人的叹息

片子开头，当中国工人举起蘸着白漆的大刷子，在“帝座”高炉刷下一个又一个硕大中国字时，你们是什么感受？

吕肯：对我而言，这个场景好像之前早就知道，在这些中国工人到来时，一切都具体化了：随着全球化进程，世界各地人都来到某个地方，为争取富裕的生活。当然，这种富裕生活欧洲人很早就有了。看到这个问题后，我们会想，在我们德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问题，这是一个抽象变具体的过程。

一篇采访中，你们提及，想表现德国工人内心的恐惧?

弗兰克：在这个炼焦厂工作的德国工人，从前是两万，现在是800人，工作已经在精简了。从个人来看，他们在社会福利上还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没有太大动力去开发工厂。但是，工厂如果要有新发展，需要外来的、有更好教育背景的人，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因此大部分德国工人有这种生存危机感，他们也清楚，自己不能做什么。

吕肯：整个拆迁过程中，德国人有他们很多担心和恐惧，那种以后不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们深受伤害，对于这些情感，他们既想掩藏，又想释放，因此我们成了他们最好的倾诉对象。

拍摄过程中，你们如何取得中国工人的信任，达成有效交流？

弗兰克：刚开始和中国工人接触，我们没有翻译，只能通过肢体语言，手脚并用。这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经历。它让我真的体会到，即使语言不通，人们仍然可以相互理解，因为情感可以被看到，纪录电影最理想的状态是只有图像和声音，而无需太多言语。

吕肯：我想，我们的拍摄对象也有倾诉和被倾听的需要，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放松和解脱。我们从早到晚呆在工地上，就是想传递一种信息：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会不时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但话题主要还是围绕他们的生活，从家人到观念，无所不有。对中国工人来说，我们所表示出的这种关注是不寻常的，他们感到自己被尊敬、被信任、被重视时，便愿意敞开心扉。

片中的莫书记是位领导，你们要去拍他，他很快就答应了吗？

弗兰克：刚开始的确比较困难，我们提出要和他合作，他总是拒绝我们，不行，你们六周后再来。六周后，我们过去，他又说，不行，你们再过六周。然后我们改变策略，直接和工人打交道，开始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取得了工人的信任。时间长了，莫书记有点妒忌：我们为什么和工人处得这么好？突然有天，他主动提出，到我办公室来，我和你们聊聊。

你们对他怎么看？

吕肯：其实我们挺喜欢这个人，虽然他说的一些话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但就性格而言，这个人很有激情。说实话，我们在德国，很难想象，这么大企业的老总，居然可以做诗，还在公众场合大声朗读出来，虽然这当中有一定宣传成分，但我们很欣赏他的诗化语言。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们尽力将一个人的性格全方位展现出来，这个性格中有好有坏，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看到片中出现对“神五”的报道和春晚的赵本山小品时，底下中国观众刚才都笑了，你们能看懂电视里的内容吗？如何抓住这两个经典镜头的？

弗兰克：这些都是我们感觉到的，如果你每天都呆在那里，很多时候你就会有这个触觉，我们就像猎人一样，每天潜伏在那里，一旦有猎物出现，我们就会扑上去，把这个猎物捉住。我们看到很多工人，长时间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电视，我们就要问，这里到底发生什么？很多工人天天都在谈论“神五”升天。到了当天，大家都很紧张：电视有没有问题，天线有没有调好。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很重要，一定要抓住！

吕肯：很多德国人都认为，中国人拆不了这个炼焦厂，其实我们也想用这个镜头做背景：你看，中国人连载人飞船都能上天，为什么你们还认为中国人很愚昧？我们借此说明他们的想法是错的，你们自认为是第一世界的人，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个样子，世界一直在变化中。

拍摄过程中，最让你们感动的是哪个镜头？

弗兰克：德国工人这边，我觉得就是结尾那个镜头，莱纳最后一次脱下工作服，像平时一样把它仔细地挂进衣柜，当他把柜门关上时，感叹了一声：“啊，38年就这样过去了！”那一刻，我能体会到他的失落与难过。在德国，工作毕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一种社会身份认同，如果失去了这个东西，他们相当于失去了自我，这让他们非常害怕。

吕肯：中国工人这边有很多镜头让我非常感动，其中有位中国工人当时因为高烧“早退”被扣除了半个月工资，“其实只早走了10分钟，”他喃喃地说，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我可能一辈子是当工人的。”另外有个年轻工人说，他要挣出儿子以后的学费，“因为没文化，所以只能当工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成白领，不要像我一样，从事这样辛苦的工作。”

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有人认为，《输家赢家》是一部长篇的“实时报道”，你们自己怎样形容和介绍这部作品？

吕肯：其实我们从没想过拍一部“新闻片”，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所谓的“资讯”，而是人，这部纪录片记述的首先是人的情感和故事。我们这个片子是拍给德国人看的，因为我们熟悉德国人的情感和认知角度，这是我们的侧重点，这其中有幸福也有恐惧，还有心愿和梦想。他们的故事有时荒谬而有趣，有时也不见得非常高雅，有时又让人感到无比忧伤。

弗兰克：我们每个人都了解那些属于人性的弱点、小小的伎俩和不宽容。我们的拍摄对象也是带着种种这些特性在他们的生命中搏击。如果观看影片的人能够从这些之中看到他们自己，能够在有同感之余会心而笑，那我们非常幸福了。

对于全球化的概念，你们如何阐述？

吕肯：我们开始拍摄时并没想到“全球化”这个词，更不会考虑怎样让观众理解这个概念。大家原本觉得全球化是非常遥远、抽象的事情，但这个片子让我们在自己家门口叙述了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通过镜头记录他们的生活，我们将这个概念具体化了，每个个体的命运都会受其影响。

弗兰克：我想说，全球化概念只有在双方能够沟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双方都把对方看成对手，这是无法达到沟通的。在这部片子中，德国工人以为他们是第一世界的人，跟第三世界在进行斗争。事实上，在这个进程中，各国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人应该把欧洲中心主义抛弃掉，接受这个全球化的现实。

中国人一年半就拆了这些设备和整个工厂，德国人是不是很生气？

弗兰克：德国人可能来不及生气，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样高速的进展。在后期，我们和中国工人交流，工作这么辛苦，你们还有私人时间吗？他们告诉我们，你们还没去过中国的工地呢，那边生活更糟糕。

一位中国评论家认为，你们的拍摄想探讨中国人古老的生存动力究竟源于什么地方？

弗兰克：拍摄过程中，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团体、集体意识非常强烈，在中国人意识中，个人利益不占主要地位，只有国家强大、集体好了，个人的生活才会有所改善。当然，他们每个个体也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一样，都在争取更富裕的生活，为自己的孩子、家庭创造更好的将来。

吕肯：今天来到这里公映这部电影，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矛盾局面中，一方面开放市场，有一定资本主义元素在里面；另一方面又有原来的社会主义等一些传统东西。那些年长者来自那个共产主义时代，但在年轻人身上更多是市场经济的东西，两种元素在不断碰撞交融中，构成一个集体。

这部纪录片取名为《输家赢家》，究竟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弗兰克：事实上，这是我们在题目上做的一个文字游戏，带有点挑衅意味。看到海报，大家一开始会很明确，中国人戴着大红花，应该是赢家，德国人是输家。但转念想想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对每个人来说，生命中的“得”和“失”都有着一番意义。虽然影片中出现的人物都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对很多人来说都并不陌生。在鲁尔区，很多人都有失去工作的经历，或者说至少很多人了解失去工作、失去社会认同感是怎么回事。而中国工人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则具体到失去了某段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应该也同样具有某种普遍性。

吕肯：或许，两个国家的工人都是输家，中国工人在严酷的工作条件下追逐着一个能变得更好的未来，有时甚至近乎盲目。但当这种繁荣最终实现的时候，他们还能健康安然地看到吗？而德国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还有对未来的展望，如何面对这种社会身份的骤变？在我们看来，可能只出现了输家，那么，赢家是谁？这个得留给大家思考。

（感谢翻译叶苏对此文的贡献）

约恩·乌戎：种下“澳洲之花”

李乃清

11月29日清晨，悉尼歌剧院设计者、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戎（Jørn Utzon）在哥本哈根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0岁。

2003年，85岁高龄的乌戎摘得建筑桂冠普利兹克奖时，靠的是他30年前的作品悉尼歌剧院。评委会主席罗特·希尔蒂说：“乌戎创作了20世纪伟大的标志性建筑，一个举世闻名的美丽形象。他的谨慎、聪明、安静，以及毫无虚假与规避冲突的态度，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

乌戎1918年生于丹麦，他的父亲是位才华横溢的造船设计师。不同于其父精湛的绘图技巧，乌戎受瑞典画家卡尔·吉伯格启发，养成了随性的绘画手法。在哥本哈根皇家艺术学院读书时，在两位名师指点下，他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尤其偏爱约翰内斯·普瑞·莫勒的《中国佛寺》与中国建筑古籍《营造法式》。1958年来华，乌戎曾在北京拜会梁思成，当面请教有关《营造法式》的问题。

“悉尼歌剧院基座的灵感来自玛雅文化中前哥伦布时期的庙宇。玛雅人向上天感谢与祈求，因此在平台上建庙，屋顶就像背景天空的白云。”1957年，38岁的乌戎以“白瓷片覆盖的三组贝壳形混凝土拱顶”方案在30多个国家的230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取得悉尼歌剧院设计权。消息传来，他自己也吃惊不小，事实上，设计方案时，他都没去过悉尼，只看了些港口的照片。

然而，歌剧院的施工并不顺利，历经16年，耗资1.2亿美元，直到1973年才完工，竣工典礼时连建筑师乌戎的名字都未提及。1966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要求乌戎修改方案，但追求完美的他拒绝妥协，和当时建筑部长吵翻后，辞职回到了丹麦，从此再没重登这块大陆，甚至没能亲眼看看这座遐迩闻名的建筑奇迹。“所有设计方案都有自己的出发点，不能轻言否定。”乌戎说，“它（悉尼歌剧院）就在我心中，是我生命的一大部分。”

随着时间推移，澳大利亚人渐渐认识到乌戎的价值。1999年，他也与悉尼当局达成和解，重新设计了歌剧院的新西柱廊。乌戎去世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致悼：“乌戎是位极富想象力的建筑师，为世人留下许多宝贵遗产。悉尼歌剧院不仅是悉尼在世界的标志，也是澳大利亚在世界的标志。他是丹麦的儿子，但我要说，就他的精神而言，也是澳大利亚的儿子。”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悉尼歌剧院11月30日晚熄灭灯光，一旁海湾大桥上的澳大利亚国旗于12月1日降半旗致哀。

乌戎是一位探索历史根源的建筑师，他探讨玛雅、中国、日本、伊斯兰文化，还有他自身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布格斯德教堂是乌戎在丹麦付出相当心力的一件作品，教堂外形以四方为架构，呈现封闭量体，室内却采用圆曲弧墙，明亮而具亲和力，全部窗户朝向天空，云隙间照耀的阳光进入室内，呈现迷人神秘的教堂室内空间。牧师西门森说：“你不可能发明一个神圣的空间，只有去激发它，甚至在一棵树下。”

从抽象的悉尼歌剧院、人性化的集合住宅、诗情画意的教堂，到政府及商业的纪念性公众建筑等，乌戎注重平衡原则、对建筑艺术的感觉以及对自然的响应，他的作品是一种人们心灵所追求的设计。“建筑师必须与生活形态完整接触，建筑内含着真实生活形态的架构，无论谁生活其中，建筑作品将是人们对建筑的感觉，一种感觉无论年代多久远都将是真实建筑的基础，而建筑感觉的诠释被相互运用着，让我们一起去体验建筑、创造建筑。”

悉尼歌剧院：“白瓷片覆盖的三组贝壳形混凝土拱顶”

诗情画意的布格斯德教堂

小野洋子 把所有的恨转化为爱

李乃清

“我长得很美，也很聪明，好像是因为这个，很多人讨厌我、责备我。但我只是做自己相信的事而已。”

在这张冷静得有些“观念”的东方面孔下，是一个在西方“点火”的女人。

从1955年的说明书式作品“点火”，到2007年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矗立的“和平光塔”，小野洋子的艺术一直在闪耀，但多数人只记得一件作品——她点燃了那个被光环包围的男人：约翰·列侬。

11月22日晚，上海可·当代艺术中心前的空地上，熙熙攘攘近千人，手持“小野密语”微型手电，在《想象》的歌声中，与这位列侬遗孀进行了一场“爱”的互动。会后派对，75岁的小野洋子穿着印有“Rock & Republic”字样的黑色紧身衣热舞起来，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哦！那个当年在台上发出原始尖叫的奇女子！

“我不喜欢中文名字中的‘小野’二字，以后请叫我洋子。”面对媒体，她优雅地微笑，透过墨镜深情望着你，回答却字字有力。

我的灵感来自我自己

列侬曾这样描述洋子：“世上最著名而不为人知的艺术家：人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没人知道她做了什么。”

40多年前，24岁的列侬刚把乐队名改作“Beatles”时，32岁的洋子已在多个城市表演经典行为作品《切片》：她披发盘腿坐在台上，淡定地望着远方，邀请观众用剪刀将她的衣服铰成碎片，直至赤裸。那会儿她比列侬有名。

还是小女孩时洋子就有了创作意识。“二战期间食物短缺，弟弟在挨饿，我对他说，‘你想吃什么？我可以给你开个菜单。从汤开始吧！然后是鸡，甜点是冰激凌。’我和弟弟开始在空气中交换菜单。我还说：‘不，一般冰激凌不够，我要巧克力的。’当时我并没想到那是个作品，但这说明我一直具有观念性想法。我想告诉弟弟，我们应该在心中创造一份菜单，这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它能鼓舞人们继续生活下去。”

“‘想象’的作品最具影响力，例如《切割——把它扔出一个高层建筑》（1962年），重要的是‘它’，你可以幻想它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是孩子、父母，当然，你不可能那样做，但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很早就开始做此类作品，但因为我是女人，一般人不承认我的影响力。他们喜欢受女人启发，又不承认自己是受女人启发。”

全家搬到纽约后，洋子在萨拉·劳伦斯大学学习作曲。“小时候，父亲希望我成为钢琴家。两岁半时我去了洛杉矶，他一见到我，就琢磨我的手形：这部分很长，那部分够宽，适合在琴键上弹奏。……不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有些抗拒和反叛。”洋子的音乐常被视作怪叫，鲜有人接受。“约翰非常喜欢我的音乐，因为他弹不出我的原始叫唤。他常跟人抱怨：你不喜欢洋子，但你为什么会喜欢我的吉他？”

“我没有试图去做先锋艺术家，我就是我自己。艺术家的苦闷并不需要被认可，艺术家应该接受苦闷。我也是人，自然有过这种情感经验，但我们不该因此沮丧。最重要的改变总是在魔鬼睡觉的时候进行的，但我们并不希望魔鬼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难道你要吵醒魔鬼和我们战斗？总的来说，我欣赏自己的作品并感到得意，如果评论家不赞同我，我只认为他们不是好评论家，他们伤害不到我。”

此次个展现场，几幅女性生殖器与乳房的巨照赫然在列，标题为“我的妈妈很美”。“很多人认为美国女性身份地位很高，但你去医院急救室，4个女人中定有一个女人因为家庭暴力而来。事实上，今天女性的处境并不乐观。我并不是因为我是女人，自私地选择创作关于女性主题的作品。我一直认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力量，女性巨大的能量至今也没有得到发挥，对整个社会本身也不好。”

保罗·麦卡特尼说：“我曾以为小野洋子是个冷酷的人，现在我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她只是比其他人更强烈地希望成为她自己。”现场，你能感受到那个强大的“我”：“激浪派、观念艺术家、女性主义者……，这些都是别人发明的，而不是我，我的灵感来自我自己。”

他在我的作品上咬了一口！

“我们都是叛逆者。如果约翰不叛逆，他就不会离开利物浦。同样，要不是叛逆，那年那天，我也不会出现在伦敦印加画廊。”

1966年11月9日，列侬闯入了洋子的布展现场。“当时我很惊讶，我和画廊主人说过，不希望有人在正式开展前闯入。他的行为举止既让人怀疑，又充满诱惑。当时有个苹果放在一个漂亮的架子上展出，突然间他拿起苹果咬了一口。我想说：‘哦，千万不要！这到底怎么回事，太不像话了！’我很可能表现出了不高兴，虽然我并没说什么。他羞怯地笑笑，把苹果放回架上。要知道，他在我的作品上咬了一口！”

这次初遇后，两人开始合作，情感不断升温。为了向这个来自保守东方、行为却惊世骇俗的女人示爱，列侬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约翰·小野·列侬。1968年，两人推出唱片《两个处子》，封面赤裸裸。“我们两人的生活是艺术，‘两个处子’是非常好的例子。全裸是个象征，拍那张照片时，我们非常诚恳。”

1969年3月20日，两人在直布罗陀结婚。蜜月期间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饭店举行了著名的“卧床运动”，成为全球头条新闻。“事实上，我们做过的事别人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世界还没办法接受时，要勉强分享非常危险。”

“过去100多年间，男人影响着历史，他们思考未来时，总认为‘未来必然毁灭’，这是奥威尔的《1984》中的重要语句。这之后，每个人都期待着1984年的来临，期待着1984年的世界，期待着上述语句描绘的景象。这本书一直很畅销，事实上，奥威尔为我们设定了未来。他的世界中，人们不再有自由，独裁者借电视或其他方式介入私人生活。1984年，世界某些部分确如他所言。但是，在《想象》这首歌中，我和约翰想象的未来与他不同，是一种积极想象，想象人们和平相处。事实上，这首歌和奥威尔的书一样畅销。这就像一场脑力战争，我认为我们会赢。”

有人认为，就是这个叫小野洋子的女人把史上最伟大乐队搞得分崩离析，甚至说她是女巫。去年她给新专辑取了个铿锵的名字：《没错，我是个女巫！》。“1974年我就写下这首歌，它充满争议和杀伤力，人人都劝我别公布，因此它被搁置一边。有意思的是，如今我能用它作为整张专辑的标题。我常想，每个女人都是女巫，女巫是种神奇迷人的生物。说起男巫，人们充满敬畏，但女巫呢？天哪，我们得烧死她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男权社会，它有3000年甚至更漫长的历史。我想借此提醒大家，男人和女人都是神奇的生物，别害怕女巫，我们都是善良的女巫，你们应该欣赏并尊重我们的力量！”

1980年12月8日列侬遭枪杀后，洋子和儿子肖恩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遭遇过仆人的偷盗，她本人则卷入多起诉讼，但却坚强地走到今天。“爱就像生命本身，如果你不爱了，那么你就干涸了。世上很多人因为我嫁给了约翰而恨我，那份恨很大、很强烈。我举个培育植物的例子。第一种，每天为它加水，但不注入情感；第二种，充满恨地浇水；第三种，用爱去浇灌。你会发现没感情的那株植物很快就枯萎，但用恨和爱浇灌的两株都长得很快。可见，恨也具有强烈能量，我决定把所有传递过来的恨转为爱，我感谢自己有这样一个巨大挑战，所以今天的我对你们有很多的爱。”